全民发钱是对生产过剩的帕累托改进

　　四、对各种批评的回应

　　传统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物质稀缺、产能不足工业早期，而AI重塑供给能力以后，产能过剩成为常态，原有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继续固守原来的观念无异于刻舟求剑。

　　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是偷窃资本家的财富，或者是稀释货币购买力。资本家愿意出售商品取得货币，资本家看中的是凝结在货币上面的交换剩余，资本家的总效用水平提高了。至于货币的购买力，因为随着货币的增加，商品瞬间增多，不会引起价格上涨，因此根本就不会影响货币购买力。有些人可能会辩称，钱越来越多，一件商品对应的钱也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它并不是“购买力稀释”。比方说，现在中国大约有370万理发师，目前M2有355万亿元，如果年增长8%，大约9年后M2数量就会翻一番，那时，理发师可能仍然370万。370万理发师，仍然能够为全国人民提供与今天一样多的服务，理发的价格不至于显著上涨。再比方说，现在每人每年直接间接消费1070斤粮食，只要这个量级的产品供应有保障，无论货币投放规模如何扩张，粮食、肉、蛋、奶、鱼、禽、油料的价格就不会显著上涨，购买力不会被稀释，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农业跟服务业是这样的道理，工业产品的道理更是如此。即便土地、优质教育、高端医疗等稀缺资源出现阶段性结构性涨价，也可依托持续技术创新拓宽供给边界、配合全社会需求结构动态调整加以缓释对冲。

　　一些反对者经常提及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一句话：“如果印钞票可以致富，那么印文凭就可以消除愚昧”。米莱的话，适用的前提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短缺状态，没有闲置的资源。很显然，这完全不适合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中国。今天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平均水平在73%左右，工业领域可以挖掘的产能非常大。

　　还有一些人问，货币的锚是什么?有人说是贵金属，有人说是美元，有人说是政府以税收担保的国债;还有人要以一篮子商品为锚，有人要以发电量为锚，有人要以一篮子金属为锚，有人还要以算力为锚，凡此种种。事实上，无论法律上以什么为锚，或者观念上以什么为锚，归根到底，支持货币购买力的锚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投射到人们的预期上，就成了这笔钱究竟能够带来多少效用增量。拿着米莱的钱，带来的效用增量很有限，于是赶紧花掉;而今天的人民币，越放越值钱，它带来的效用增量越来越高，于是，大家拼命储蓄。因为人们要持续增加储蓄，所以非常适合印钞支持全民发钱UBI。

　　还有一些人担心UBI会造成劳动供给减少。在AI自动化大规模替代人类的“后劳动时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尤其是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降低。在这个时代，人们取得基本生存物资的前提不再是“必须劳动”，而是基本生存权。所以，一份常态化基本收入UBI，并不会冲击维系产业链稳定所需的有效劳动供给。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重新定义货币：货币是一种基于社会共识、能够催生巨额交换剩余的公共产品。其核心价值在于克服物物交换的约束，从而极大促进和深化专业化分工。正是被货币赋能的分工网络，使得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得以大规模涌现。没有货币，如此深广的社会协作几乎不可能实现，许多潜在的繁荣也将无法达成。因此，货币是将潜在经济繁荣转化为现实福祉的关键制度，是承载一切复杂经济活动的操作系统，也是文明社会最核心的基础设施之一。中国在10年内如果能够通过全民发钱UBI把M2推高到1500万亿元，则可以摆脱“特里芬债务两难”(学界称“财政特里芬难题”、或“安全资产特里芬悖论”)，重拾快速增长，进入世界最富裕国家的行列，实现国家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