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

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

作者：蔡定剑   来源：摘自蔡定剑主编《走向宪政》   来源日期：2011-3-4

    中国不是没有可能避免危机，这就需要建立政治共识和政治信仰，通过发展民主，加强法治和保障人权，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年初的一次答记者问时表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示坚决改革的态度。他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因此必须解放思想。中国21世纪的希望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一线希望

　　“人们常常忘记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虽然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相同的理性、相同的人性、相同的认识、相同善恶观和相同克服非正义和强权的决心。”

　　——罗曼·赫尔佐克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失去自我

　　1.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759.5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五年前是居世界第六位，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10.6%，五年增长了65.5%。 〔 1〕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成分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过最初几年的社会改造之后，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单一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公民是公有制经济下的单位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政府机构，或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社会经济组织中。公民几乎没有私有财产，更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性，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缺乏独立的人格。公民都被固定在一个单位或地区，不可以自由流动。

　　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在1992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中国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经历了正如梅因（Henry Maine）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变迁过程。

　　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经过改革，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私有化或股份制。中央政府只控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到2006年底，中国大陆非公有制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达95.7%，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比例84.0%。 〔 2〕 就是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绝对多数。

　　1998年政府对城市居民实行住房私有化改革，使城市居民重新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并且不少人还有了自己的厂房、汽车或股票等私有财产。由于公务员实行全国的考试录用制和私营企业的自主招工，由此而带来了公民相对自由流动。尽管对人口管制的户口制度还存在，但是它对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和找工作的作用大大削弱。公民有了自己的住房，多数人不再在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机关工作，而是在私营机关工作甚至是自由职业，从而获得了较大的独立人格和自由。

　　中国的NGO发展迅速。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NGO，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是政府资助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其中社团20.7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11.3%;民办非企业单位17.2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8.2%;基金会1369个，比上年同期增长20.3%。 〔 3〕NGO组织作用发挥比较大的是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社区服务、劳动保护等领域。 〔 4〕 以上只是官方统计的登记在册的NGO数字，有人估计中国NGO总数达300万个，大量的NGO是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因为政府严格控制NGO，要求一定要挂靠在一个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才可以登记。

　　中国社会经济急剧变迁，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白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中国新社会阶层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新社会阶层人士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 〔 5〕

　　随着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大量取代工农阶级进入政治代表机构。私营企业家更有力地影响着各级政府的政策。随着中国城市化，社区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里高楼取代了平房和四合院，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被陌生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人的精神世界感到孤独和异化，人际关系紧张而缺少信任，社会心理健康面临严重危机。德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曾经指出，渴望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这就是想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逃避孤独的需求。感到完全的孤独会导致精神失常，正像身体的饥饿会导致死亡一样。” 〔 6〕 中国人心理的这一普遍危机状况令人堪忧。

　　独立于政府的声音和力量的出现，他们主要是由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和市场化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命”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传统，由于经济和组织上的更加自主，一部分知识分子关注社会问题，对政府和社会的腐败及不良行为进行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是借助市场化媒体 〔 7〕 和网络进行。其中，互联网的出现则给许多中青年网民创造了相对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间，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挥重大影响。在中国传统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受到较多控制的情况下，政府控制能力较弱的互联网在思想、信息交流和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因此，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得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更成为公众讨论和社会批评的空间。

　　2.社会矛盾凸显

　　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从1992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成规模的私人企业家，发展到2007年，有 800位企业家平均财富为5.6亿美元，有75名企业家财富平均达到13.3亿美元，有13位企业家财富平均达到40亿美元。问题还不在财富的数量，而在财富增长的速度。这800位企业家过去一年的平均财富增加了100%，其中前50位企业家的平均财富去年增长200%。 〔 8〕2007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富豪中，中国大陆有20人。这个数字2005年是2名，2006年是6名。 〔 9〕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的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 1 0〕 中国贫富分化呈扩大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复杂而深刻的多重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刑事犯罪与日俱增。一般人很难得到中国犯罪的准确数字。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披露，过去五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刑事犯罪约418万人，比前5年增加了30%。其中，共审结爆炸、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犯罪案件120万件，占28.7%。 〔 1 1〕 如果把治安案件与犯罪案件相加，过去20年违法犯罪案的年增长率达到10.1%，高于同时期的GDP的年增长率。 〔 1 2〕

　　随经济的发展，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党员腐败案件的数量看，平均每年约16万件。 〔 1 3〕过去5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有209487人，已被判决有罪的116627人，比前五年上升30.7%。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 〔 1 4〕

　　随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国政府有一种上访制度以解决公民受到冤情对待的申诉。中国公民的上访人数也随经济改革而日增，到2004年前后达到高潮，每年有多少公民因冤情上访的具体数字无法得知。仅对国家信访局接受上访数的估计，2004年受理信访约50万件。中国各级政府和每个国家机关都有信访机构。作最保守的推算，每年上访的人次不下于500万件。

　　如果公民不通过上访解决问题，就采取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冲击政府机关或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这些行为被称为“群体性事件”。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加了5倍多。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 〔 1 5〕 到2008年估计达9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约300多万。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工程移民、环境破坏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 1 6〕

　　3.在经济发展中失去自我

　　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确实在迅速崛起。但是，在历史上儒家传统被废除而中断，今天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实际上被放弃，而普世价值观又因政治原因受到抑制，举国上下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乐的大潮中失去了自我。

　　共同的价值和信仰（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是维系一个社会和国家共存和持续的基础。否则，这个社会一旦碰到危机就会如沙塔遇到雨一样。一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民主、人权等，它通过政治过程实现;一个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爱、美、诚、信、等，它通过宗教和道德的方式实现。在专制或不发达的社会中这两种价值常常是一体的，或者说只有宗教道德层面的普遍价值，没有政治层面的普遍价值。中国古代以儒家道德取代政治价值，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以党的政治信念取代社会道德价值。现代民主社会两种价值是分开的。

　　发达国家的社会价值体系是两个层面:一是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信念;二是以基督教形式存在和传播的宗教道德价值。而两个价值体系分别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公民社会秩序。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长期以来对这两个层面的价值都采取抵制态度。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只限于学习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和技术。而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大众追逐的就只有被误解了的对西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时尚名牌商品和奢华生活方式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官学和国教的双重属性，属于国家意识形态。它形成了那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天子之礼”和“君子之道”。它使君臣和百姓都有一个明确的自身定位和责任担当，从而形成那个时代的正常法制秩序或者道德秩序。由于儒学过分强调君臣、家长秩序，以礼教束缚个人权利和自由。所以在中国近代反封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被首当其冲地当作封建文化被批判。近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大学者都认为，儒家文化与先进的西方民主法治文明相冲突，要民主科学，必先反孔子。所以在五四运动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是强烈地反儒家文化，“打倒孔家店”就是当时的启蒙革新口号。中国在摧毁几千年封建统治时，也摧毁了二千多年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的儒家文化。但是，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不可能建立起与民主制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处于战乱，是不可能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儒家价值观又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激烈批判而名声扫地。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建立以被严重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理想的政治价值信念，并建立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共产主义道德价值观。在政治层面，“文革”后人们对毛泽东建立的理想主义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怀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又进一步使执政者失去了自我。因为市场经济理论很多是与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相悖的。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社会主义的含义却模糊不清。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更令人怀疑，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理论和目标，1958年预见已经快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到1980年代又改为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际上已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更没有让人民接受的足够明确的基本政治价值观。

　　在道德层面，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观被市场经济的追求金钱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冲毁。改革之初，由于人们极度贫困，都极度渴望追求富裕。当邓小平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人们立即投入到对财富的追求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恭喜发财”的核心价值被唤起。邓小平为推动改革讲了一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话，就是“不论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被称为“猫论”的哲学在当时极具思想解放的意义，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但由这一理论衍生出来的价值哲学也在客观上对和中国传统道德和毛泽东创立的道德价值起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这句话被民间演绎为:不论白道黑道，只要赚钱就是好道。这里有不择手段的意思。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名言，这曾成为中国过去许多年经济发展的纲领。这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看来，经济发展可以不管环境、资源的破坏和人的权利代价。这些都与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大相径庭，儒家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改革开放三十年，这种“猫论”哲学大行其道，它给人们暗示是只要发财可以不择手段。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如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萨特（Jean Paul Sartre）、波普（Lucia Popp）、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罗姆（Erich Fromm）等，当下流行的则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达尔（Robert Dahl）、施米特（Carl Schmitt）、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哈贝马斯（J　gen Habermas）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在知识理论界红极一时，成为理论和学术时尚的标志。

　　而在社会上，追求的是外国生活方式，如西方的快餐食品、时尚名牌、物质享乐。追求西方教育，到海外留学，已经从大学、研究生，发展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追求海外文化，如好莱坞电影、日本KTV和港台歌星，城市表面的现代化建筑，时尚的家庭装饰和家电产品。对金钱的强烈追求成为整个社会从商人、民众到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对奢侈品的强烈追求弥漫整个社会。一方面对现代思想价值观的追求总是在政治上受到抑制，而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度追求物欲和奢靡之风盛行。俭朴被当成笑话，见义勇为被认为愚蠢，而诚信则敌不住欺诈。

　　凡此种种情况均表明，当今中国既抛弃了中国古代儒家那些最基本的道德传统，如仁、爱、信、温、良、恭、俭、让，又完全丧失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道德急速下降，在高度追求物质财富和个人享乐主义的时候失去了自我，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

　　二、寻找自我: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

　　21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经济能否在科学发展观下，在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劳工权利的前提下，继续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保持高速增长?二是政治体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挑战。中国在不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经济高速发展能否有可持续性?三是社会价值观缺失下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挑战。中国在没有建立起国家意识形态---树立社会共识的政治信念和公民道德价值情况下，能否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发展?我这里只讨论第三个问题。

　　毫无疑问，当一个国家缺少核心价值，人民没有基本的价值认同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凝聚力，当危机来临时必将难以面对。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支撑，只有对财富的崇拜和对享乐的追求，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这一结果。

　　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期，普通民众的道德真空被基督教、以法轮功为代表的各种气功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所填充。 〔 1 7〕 当政府认为这些替代品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时，试图寻找政治文化传统儒学来拯救堕落的道德。当社会普遍意识到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人们也开始寻找这个民族的精神自我。回归儒家思想就是民间社会寻找民族自我的最重要的尝试。儒学能重新成为中国自我认同的基础，能成为重振中国的国家精神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吗?

　　从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中国就出现复兴儒学的迹象，近年来这种势头更强劲。80年代对孔子的兴趣主要是文化研究。9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祭孔，地方政府表现出对孔子的兴趣。到21世纪初，一些人开始从事儒教，并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儒教的私人学校和书社。 〔 1 8〕 儒学经典很快成为正规教育中学的教学的内容，政府并开办了专门学习经典的实验学校。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 〔 1 9〕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国学院，反映了部分国家教育界人士恢复传统文化的决心。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被有些人认为是高层领导复兴儒家思想的信号。 〔 2 0〕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转向用儒家思想来思考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生活和政治困境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前者有于丹，后者有蒋庆。2006年于丹在中国国家电视台讲《论语》，教人们怎么享受高尚的道德生活，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困境。一夜间她成了电视明星，她的书销售量已经超过400多万册。

　　蒋庆先生被称为“新儒学”大师，代表了重建儒教理论的观点。他试图通过重新解说儒学，以拯救中国在经济上崛起而道德上沦落的精神世界。他认为儒教可以在当代中国全面发挥作用:不但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而且可以帮助重建中国政治秩序;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帮助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 〔 2 1〕 他出版《政治儒学》（Political Confucian-ism），用儒家思想构建中国的未来政治结构。他甚至用儒家思想设计了一个“三院制”的立法机构。 〔 2 2〕 很显然，他有点过分夸大了儒学在中国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中的作用。他的复兴儒学的观点影响不小，但赞成响应者寥寥，甚至招来了不少的批评。

　　蒋庆先生主张儒学不仅作为重建中国文化道德的基础，还主张儒教应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作为建立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很难说从儒学中能发掘出这种理论功能，从政治上看也是不现实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党和政府也不太可能直接接受儒家文化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大肆祭孔并不真正是出于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文化的需要，而是商业的炒作，借祭孔提高当地的知名度达到招商引资目的。2008年初，山东济宁市 〔 2 3〕 发布消息要花300亿元（42亿美元）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当地政府表示建立这么一个城，是为了打造中国华民族的文化家园或者精神家园。这一举动立即受到105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和全国许多网民的强烈批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历史培养和传承，而不可能靠建一个什么标志建筑或城市来树立。

　　我认为，儒家在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儒教思想被认为是妨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反动世界观而受到严厉批判，在近一个世纪，儒家文化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已经失去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儒家文化应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并且它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和社会道德重建的价值。在社会道德层面，儒学具有一些永久的价值: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社会责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敬业乐群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通过修身而达到博爱思想。毫无疑问，儒家文化中对待人生和生活的态度，交友处世和为人的方法，学习、修炼自己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精神等，都有无价的精神财富。它应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重要基础和要素。

　　但是，儒家文化不太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即政治层面的价值和信念。现代中国社会年轻人不可能重返对孔子的信仰，中国近代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孔，儒学离年轻人已经很遥远了，文化已经中断，重建传统需要几代人的教育。问题是当代年轻相当多的人不喜欢儒家文化，原因是儒家文化中的君权、父权、夫权等级秩序扼杀个性与自由。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对法律与伦理进行了区分。但法律和公民自由在西方传统中占了上风，而伦理和公民义务则在儒家传统中占了上风。” 〔 2 4〕 由于儒家过分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忽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这一点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中的家长制文化与现代自由、平等精神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儒学中的精英政治，总是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总是让君子统治小人，这就不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见，要恢复儒学以重振中国的文化和道德并非能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

　　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分裂，出现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新左派以强调正义　平等，主张工人权利和劳动保障等价值　反对中国“西化”和经济全球化，反对民主，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感情，试图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制度创新因素，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超越。 〔 2 5〕 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也在以他们的思路寻找中国自我意识。他们的主张就是重新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填补中国近代推翻封建文化以来道德文化真空，毛泽东以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了利他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马克思则主张超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两极对立），这就是“老三篇”〔 2 6〕 所确立的思想道德观。“老三篇”推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人的生活目的和价值，提倡一个人活着不应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应为人民服务，为了社会。《纪念白求恩》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要求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要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有艰苦朴素、戒骄戒躁。

　　《愚公移山》讲的是不怕困难的精神，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全国学习“老三篇”的运动，并不断地树立这样道德人物榜样，雷锋就是当时树立的众多典型人物中的一个。雷锋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努力帮助各种人解决困难，把自己的钱送给别人。从1960年代以来在全民中一直开展学雷锋运动，并有雷锋纪念日。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希望按照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塑造的一种新的道德人格。这些精神也是当时中国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下，要改变贫困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一些价值和精神。这些价值观构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道德信念。尽管这些价值观有些超出人性的理想成分，但它通过国家的宣传确实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认可并努力实践的价值观。这时的中国虽然物质极度贫乏，但人都很有理想和信念，社会秩序很好。

　　“新左派”利用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滑坡，对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自私、缺乏诚信、欺诈和腐败的社会风气不满，唤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利他主义的怀念，主张以“老三篇”和雷锋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不但不相信雷锋精神，而且做好事被认为是傻瓜。1996年，一部叫《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电影红极中国，创下上座率的高峰。电影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是由于电影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定反映，它反映了人们对雷锋精神的深深怀念和惊叹中国社会道德的如此堕落，完全走向了雷锋精神的反面。

　　“新左派”只在少数理论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还得到一些退休老干部的支持。由于他们有反对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倾向，因而受到官方的节制。他们试图恢复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观也不太可能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因而也不太适合人的本性和时代潮流。

　　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现代的政治价值观:法治、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不可阻挡地影响着中国。尽管这些观念的进入不断遇到政治压力，到今天，这些价值观仍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并为国家领导人宣布为普世价值。中国社会是在一步一步地接受现代政治价值观的。

　　早在1957年，主张法制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并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中共结束“文革”，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建设的道路。但是，在1992年以前，法制只不过是领导人加强对社会秩序和经济有效管理的手段。1992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使法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法学家提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理念，法律开始替代政府权力保障经济有效运行，法律开始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后，大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法律如民商法和公司法等法律得以制定，中国法制才开始转型，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管理为目的管制性法律，被以平等主体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所取代。在法学家的推动下，1996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于1999年修改宪法时把它写进了宪法。这样，法治的价值才在中国得以确立。近六十年来，中国法制发生的变化可用两个字来表达，即从“刀制”（法制）变为“水治”（法治）。2004年，为了落实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措施。中国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目标努力。

　　在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谈起“人权”无不谈虎变色。人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用来干涉别的国家主权的手段。到90年代初，人权概念还只是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下的外交用语。1989年以后，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政府允许在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开始设立人权研究机构，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人权研究会，从而开始了人权的研究。早期的人权研究只是为了更好地批判人权。 199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人权白皮书》，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人权观点和立场，说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重视。随后，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对话也开展起来。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正视人权问题，并加入到国际人权对话中来。随后，人权也进入大学的教学课程。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并于2001年正式批准了后一个公约。2004年修改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这表明，人权已经被中国政府确立为政治价值观了。

　　可见，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对人权的敏感、拒绝，到批判地对话，再到承认人权的价值，最后人权被作为政府义务和国家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当然，承认人权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切实保障人权。但是，当政府把人权写在旗帜上的时候， 一些维权的公民（他们包括普通居民和农民）都开始打着“国家保障人权”的标语，反对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和征地，反对一些警察的违法暴力行为等。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公民维权的有力理论武器。

　　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正在寻找失去的自我，不仅从历史传统文化中寻找，更要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去寻找。这一点也得到政府领导人的理解。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 2 7〕 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东西，已被政府所承认为普世的价值观。罗曼·赫尔佐克先生曾指出:

　　人权思想仅仅起源于西方文化这一流传甚广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了解中东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人非常清楚，印度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正宗起源均提出了与我们的文化以之为基础的希腊古典文化，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类似的标准。所有这些文化及其典型的哲学体系都创立了人道主义伦理。例如，所有文化都承认下面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至少人的根本权利可以说是这一金科玉律的直接后果，而世界上所有文化都适用这一金律。 〔 2 8〕

　　可见，只有树立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观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同，才能成为团结人民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因为这些价值符合普遍的人性、也包含儒家文化的因素、现化文明和全球化因素，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中国的自我认同应该建立两个价值体系:在政治层面，它的价值谱系应该是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公正等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文化道德层面，应该是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等。

　　这样的中国既保留它传统的道德文化，又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来。中国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才会有真正的崛起和承担好它的国际责任。

　　三、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与国际责任

　　21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和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这个答案是开放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它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进行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政治改革。

　　面对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从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在此之前的一个时期，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GDP第一。这导致全国上下各级政府不顾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不顾劳动者的体面（基本的劳动条件和保障），甚至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胡温执政后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经济发展时要保护环境和资源，要尊重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并让劳动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04年，修改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写入了宪法。中国政府从过去不承认人权到今天也着手建立一些人权保障制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制度包括私有财产的保护。2007年制定了物权法，同时更加严格和规范了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制度，强化了对公民住房和其他私有财产的保护。在保障人身权利方面，1996年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严格了刑事司法程序，把过去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推定”变为“无罪推定”的原则。 〔 2 9〕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1983年授予省级法院的死刑决定权，以减少死刑和严格统一死刑的标准。废除了一些非司法程序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收容审查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办法等法规和规定，并正在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检讨。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为了保障这个法律的实施，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保证劳工基本权利落实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也在反对就业歧视方面作出了努力。现在胡温政府正在积极推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城市逐步向农村推进，以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为目的医疗改革也在研究之中。由此可见，保障人权确实已经提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并逐步得到落实。

　　但是，中国人权保障仍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一是公民政治权利缺少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如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等表达自由受到较大的限制，新闻自由缺乏保障，有的言论会受到事先限制和事后追究，而这些权利是其他权利实现的条件和保障。宪法未赋予公民罢工的权利和迁徙自由。二是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得不到救济和有效处理。三是公民缺少自保的权利，特别是缺乏结社自由，工人不能组织集体谈判。本来，对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公民有能力进行自保，自保最有效方法是公民可以自己组织起来。目前公民还不能自由建立自治性质的NGO，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会，等等。这些人权的保障制度，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

　　中国要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需要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以适应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以解决日益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公平问题，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利益和权利多元化的诉求。当前中国面对贫富差距、腐败和犯罪严重、诚信道德危机等众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挑战，人们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也越来越担心改革的动力会越来越不足，再次进行政治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由于在过去三十年改革中富裕起来的许多经济精英、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担心既得利益受损，广大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状况需要改善，改革已经不再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太可能像改革初期那样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使所有人都受益。当前的改革需要作出利益分配的调整，部分既得利益将受损。这种要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不触及权力关系的调整是不太可能的。在现有体制下，改革凡触及既得利益时都可能导致流产和无果而终。这样中国就可能在若干无效的政府改革和政治改革后，导致激进主义思潮的膨胀。中国是个大国，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潮是很容易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是，共产党超强的政治控制力可能使充满矛盾和人们相当不满的社会仍维持较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下，中国变革的危机性可能增大，变革可能由某种社会危机引发。

　　中国不是没有可能避免危机，这就需要建立政治共识和政治信仰，通过发展民主，加强法治和保障人权，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提上重要日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解放思想，以求建立一种政治共识。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民主制度，它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的条件。民主也是更好地保障人权，是中国崛起后承担国际义务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官员责任倒挂。由于政府并不是真正的民选，各级政府官员对上（上级党的领导）负责，而不对下（人民）负责，政府官员急于在经济和城市建设方面做出政绩以取悦于上级领导，而不是真正服务于人民，所以，有时官员的政绩冲动与公民的利益并不一致。官员有时须以损害公民利益方式才能取得更大的政绩，如城市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就是如此，〔 3 0〕从而造成城市拆迁中的尖锐矛盾。 〔 3 1〕 看来，胡温上述很好的政策能不能真正实施，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成功地实施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转型。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改变权力关系和结构，这些良好的政策就难有保障。在中国，只有先实行民主化后，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人权。正如罗曼·赫尔佐克先生所说:

　　在西方各国，先是有了人权和自由，然后才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可能恰好与西方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相反。在这些地区，只有经历真正的民主化才能逐步尊重人权，因为公民越来越理解人权，相应也会要求更多的人权。 〔 3 2〕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立法发展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快速。从1979年开始重建法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大量立法，到2007年底共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1件， 〔 3 3〕 形成了以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体系;国务院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全国32个地方人大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 3 4〕 中国的司法职业迅速发展，从1979年重建司法机关，已经建立了四级审判机构，有20多万司法审判人员和20万的检察人员，有13万左右的律师。律师从原来的国家公职人员，变成了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并且写进了宪法。中国有了法律、有法官和律师，但还没真正建立起法治。首先是没有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从官员到百姓尊重法律的意识还很差。其次执法机关不能有效地执行法律，即使有效的司法判决，常常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再次，很多的纠纷得不到司法的救济，很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和敏感的民事案件（如房屋拆迁）法院不受理。法律难以有效施行的原因很多，如立法质量很差，大多数的法律都起草于政府各部门之手，这些法律总是力图扩大政府管制和行政许可的权力，模糊其责任，加大公民和社会的义务。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也相当严重，使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严重受损。中国要走上法治，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这也需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如对立法机关进行改造，使它成为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也需要进行司法改革，在执政党依法治国的方针下，提高法官素质，实行司法独立。法制改革也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在80年代末，当时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时，就进行了一场后来带来悲剧的改革。后来政治体制改革被市场经济改革所替代。政府把人们带入一个全民经商和追求经济利益的时代。这个结果使那些原来最关心政治和充满政治热情的大学生也都对政治冷淡了。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政府官员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既得利益者，现在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明显不足。但市场经济改革也产生了另一后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来自公民社会的维权行动如火如荼。

　　近三十年来，公民的维权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民开始了经济利益的维权，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90年代末，公民对权利的关注发展到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和受教育权等;2003年后，公民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求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反对政府强制拆迁和征用土地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斗争，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和迁徙自由的追求，不断挑战收容遣送 〔 3 5〕 和户籍管理制度，反对就业歧视，要求平等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利的诉讼等。不仅如此，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要求参与政府决策听证、立法听证，到挑战违宪审查制度，竞选人大代表。这些公民的权利诉求，不断地推动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变革。

　　政府对不断提出的公民权利诉求作出回应，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对话互动机制，从而有利于减轻社会冲突和避免危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不太善于与公民互动，当公民批评政府或采取街头行为表示自己的意愿时，都被认为是反政府行为，而受到法律处罚。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有时一些公民的群体性抗议会得到和平解决，政府也学会了容忍和妥协。2006年重庆一“钉子户”在政府的强制拆迁面前坚持抵抗，在媒体广泛的公开报道下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的公共事件，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发商与“钉子户”达成了补偿协议而使一场激烈的对抗得以解决。2007年，福建厦门市居民为反对政府在城市附近建有害化工厂，采取集体“散步”的方式表示抗议，使政府改迁了化工厂。2008年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 〔 3 6〕 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1980年以前，政府通常会采取强力的方法处理，而不是接受民众的意见。

　　可见，政府与民众之间开始出现良性互动， 〔 3 7〕 而不是“恶性互动”。 〔 3 8〕 政府不再把公众的诉求都作为一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压制，而是面对公民社会的权利诉求挑战采取积极态度，并对发现的问题不断进行法律和制度的改革。政府如果能这样做下去，就能通过法律化的途径走上民主和保护人权的路。在这条路上，民间对改革的推动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强有力动力，但政府仍是改革的关键。

　　中国实行民主化转型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全世界，因为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联系如此紧密，相互影响如此之大。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有全民价值观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在扬弃地继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基础上，把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等价值观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仍然是国际社会需要各国合作的共同的目标。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是否民主化关系并不大，因为它是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使然。儒家文化是一种内敛性文化，而不是扩张性的文化。孔子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主张君子只要以礼待人，就能使四海之内的人成为兄弟。当他的学生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说，需要三个条件，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应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是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缺少信任，政府就难以维持。” 〔 3 9〕 可见儒家文化不主张以力治人，不主张通过武力称霸天下。而主张以德治人，以仁爱之心使天下人信服。所以，中国历史上既使是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都喜好守土，不喜扩张;安于治内，而不好攘外。 〔 4 0〕 古代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文化的软权力（Soft Power）实现的，而不是依靠侵略扩张或武力威胁。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是对中国文化太缺少理解。儒家文化有一核心的为人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信奉这一点。这一点如果也成为国际社会的交往原则，国际社会将会有更多的相互尊重和更少的强权和战争。中国如果真正强大起来，它将肯定是一支有利于和平的力量。

　　在保障人权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认同程度。中国早就承认了人权的概念。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人权有自己的解释，它认为集体的权利高于个人的权利，民族的生存、发展的权利比个人的人身自由更重要。中国1982年宪法就承认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长期以来仅仅是通过社会政策手段来推动它的实现，并且保护的是集体权利，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来保护个体的这些权利。只是近几年来才把它上升到可由法律保护个体的权利，如对私有财产的司法保护。在传统的公民基本权利（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有较大的差距。在人身自由、言论表达、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以及政治参与和知情权等政治权利方面，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更多地持保留态度，这些权利没有具体法律加以保护，更难以通过司法救济实现。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认同的差异，必然造成中国在国际援助和人权合作方面与西方国家在理念和做法上的矛盾和冲突，如对一国的经济援助是否要考虑人权标准。中国要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对人权有更大的实现途径的认同。仅承认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切实加强对国内人权的保护。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取得进步，在公民社会的推动下，通过法律的途径，一步步加强了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的人权保障。但在政治权利保障方面进展缓慢。过去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党的权力的合法性，这种想法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站在中国改革三十年后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高点，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没有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中国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错过改革时机，21世纪的中国堕入由经济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社会信仰、缺乏政治认同的社会，如果再缺乏政治权威和法制，危机发生将是致命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明白他们的历史使命。能不能抓住适当的时机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民主制度的转型，这将决定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也决定中国将在未来世界扮演的角色。

　　所幸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年初的一次答记者问时表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示坚决改革的态度。他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因此必须解放思想。中国21世纪的希望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一线希望。

　　市场经济至少要求以经济自由为前提条件，那些利用这种自由并获得成功的人们有朝一日也将要求共同承担政治责任和非经济方面的自由，而他们将获得这一切! 〔 4 1〕

　　走向宪政:“中国宪政前景论坛”文集

　　蔡定剑 王占阳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本书是2009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宪政前景论坛”参加者的文集。此次论坛汇集了来自法学和其他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的一流学者，主办者提出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涌现的最具挑战性的宪政问题”，旨在“通过回顾这些宪政问题，促进反思改革以来的成就，并为中国社会转型探明前进的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的现状与前景作了评析和展望，为我国宪政前景绘制蓝图，为促推改革寄以热切期盼。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宪政派学者的一次重要聚会和议政。本书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名家云集、视野开阔、洞察深刻、立论新颖、论证系统、思想厚重的作品。

    部分目录（点击购买）

　　为宪政鼓与呼——《走向宪政》序 郭道晖 李步云

　　何以宪政?——编者的话 蔡定剑 王占阳

　　中国宪政前景篇

　　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失去自我

　　二、寻找自我：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

　　三、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与国际责任

　　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

　　一、什么是宪政

　　二、民主

　　三、法治

　　四、人权

　　五、发展前景

　　郭道晖：当今中国宪政运动思潮述评

　　一、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

　　二、推促宪政的策略处方

　　三、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

　　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

　　——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理论

　　一、导言：一个该问而没有问的问题

　　二、背景：三只葫芦一根藤

　　三、论战：一场非官方发动的思想“围剿”

　　四、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改革理论而非政治模式理论

　　五、新权威政体的替代型合法性

　　六、进一步改革：从“同质分权”到“异质分权”

　　秦晖：中国的宪政前景问题

　　——对政府限权问责，渐进实现权责对应

　　一、当代中国的左派与右派

　　二、“福利国家”与“官僚资本”

　　三、“超越”?“折衷”?还是“共同底线”?

　　四、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五、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

　　六、所谓中产阶级问题

　　七、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

　　八、关于第三部门与公民社会

　　九、历史与政治关怀

　　中国宪政道路篇

　　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

　　——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状况

　　二、刚性稳定的基本特征

　　三、建构韧性稳定的基本途径

　　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王占阳：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

　　引论：中国是世界宪政制度创建期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国家

　　一、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建构初级宪政政体才能最终建成现代宪政政体

　　二、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宪政改革才能建成现代究政政体

　　三、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双轨制才能过渡到现代宪政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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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法治人权篇

　　会议纪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