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危机与改革：未来十年的挑战与选择

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及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集权体制是无法持续的，也无力将中国带进高收入国家之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将日益突显并沉淀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比如“两极分化”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表现为发展的动能和势能，但在中后期阶段则是内需不足和社会冲突的根本成因。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扭曲的工业化和畸形的城市化以及社会冲突等等问题不仅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而且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会催生改革也会引发动乱。拖延改革显然不是办法也不是出路；被迫改革也许更糟，不如不改革。唯一的选择是主动改革，只有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渐进改革，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中国带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之列。

　　未来十年即2012年至2022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以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中国社会是否会因改革或不改革而失控，演变为社会动荡或暴力“革命”？这是海内外普遍关心和忧虑的问题。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或十字路口，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未来十年虽不会停顿，但向上还是向下，向前还是向后，充满着变数或不确定性。学界都在讲“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体制陷阱”抑或是其他什么陷阱，就是这个意思。中国面临“惊险一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躲过或回避的。

　　我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转为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同样“举世瞩目”。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只是10%左右人口即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中心城市1亿多人的现代化，80%以上的人口即10多亿人尚未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的畸形推进，也预示着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够的统一的10亿人口的大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或潜能。

　　从经济发展的常态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化尚在进行中，人均收入仅4000美元且正处于向人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上升的时期，理应还有10-20年的快速发展期，GDP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应当不成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态”。表面与东亚模式相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缺陷，如它的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对外依存度，它的成本外化、过度透支未来的廉价竞争策略以及相应的创新缺乏，它的“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等等，都使它的增长势头很难能维持到工业化后期和高收入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既远离了欧美模式，也偏离了东亚模式，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与它相适应的非均衡改革所产生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

　　　　
　　（一）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向尽头
　　　　
　　这里使用“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概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形态，并用此概括其特征以及与其他增长形态的异同，不作为稳定的范式来理解，亦不涉及模式之争。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它独特的增长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由其体制支撑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盛衰也将带来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溃败。

　　我们之所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十年内甚至在两至三年内会走到尽头，是基于对其“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对支撑其运行的体制不可持续性的判断。

　　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相互关联的主线，一条是以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带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它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连在一起。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依靠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整合各种廉价资源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中国产品的廉价不仅得益于劳动力便宜，还受惠于环保费用、土地资源和税收的减免以及低廉利息等等。依靠政府通过权力整合廉价资源而获取优势，这在民主国家甚至在新兴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大国才能做到。出口导向经济的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区域竞争——〉市场制造廉价产品——〉出口盈余（减进口即顺差）——〉强制结汇——〉增发货币——〉再出口和输出资本（购买欧美债券）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俗称“房车路”和“铁公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即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上游产业（资源开采、原材料等）的投资和生产。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其中涉及大量的公共领域和垄断领域的供给和需求，政府既是市场生产的组织者、消费者，也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其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垄断性竞争——〉房地产、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

　　两个流程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多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可以自我循环，但必须有资源的涨价升值和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流程才能维持下去。看似巧合的是，正是第一个流程创造的流动性过剩、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占款和货币超发（M2已达到80万亿元，绝对量和与GDP之比都超过美国），启动和支撑了第二个流程的运转，即给第二个流程提供了必需的廉价而又富余的货币。巨大而又廉价的货币与资源的资本化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将两个流程对接起来，图示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竞争——〉市场制造廉价产品——〉出口盈余（顺差）——〉强制结汇（购买美元）——〉增发人民币——〉银行货款增加——〉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更大的投入——〉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再循环
　　其中的关键点（必要条件）是投资和贸易的双顺差及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膨胀。而“双顺差”又是以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繁荣为前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依赖型”结构，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动和新的竞争者进入都会极大地影响或中断这个循环。比如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该流程就可能出问题。如果在不远的将来，顺差减少进而外汇储备减少，加上其他因素，资金外流，甚至流动性逆转，通胀很可能变通缩。该流程最大的缺陷是平面循环流程，而不是螺旋上升的创新流程，由于总是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状态，生产效率低，剩余外溢，其代价必然是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资产膨胀的泡沫总会破灭的。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会饱受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苦，并处于两难窘境。此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是定时炸弹，过多过滥的“铁公基”将随时出现支付危机。有证据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远超过其公开的10万亿元，而且还在增多。此外，剥夺农民工利益的“低福利、低收入”的强权整合不可能持续，中国政府不可能长期像过去那样用行政权力整合各种廉价资源。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总供给趋向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土地成本和房租的增加，环保、社保等外部成本的增加，资本利息的上涨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不再“廉价”而失去竞争力。这又反过来改变资本的流向，更多资本趋向投机而从实体性产业流向虚拟产业或者流向境外，从而加速模式的终结。

　　有人预言未来五年左右，世界经济结构将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将再度复苏而繁荣，美元将走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国的顺差转为逆差会发生，人民币汇率从升值转为贬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衰竭，外资出逃、热钱外流、银行挤兑、房地产崩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产能严重过剩、金融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可能会出现。

　　所幸的是，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抑制或消除房地产泡沫，促使经济软着陆，已成为朝野共识。

　　　　
　　（二）现行体制无力支撑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
　　　　
　　1．体制的扭曲及其效应

　　中国现有的体制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其高速增长，并将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带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很难支撑中国经济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因为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像同阶段的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那样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它的内需张力、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的高级化、服务业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法治程度、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诚信度等等。这就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迈入高等收入阶段的路程更为艰难。中国特有的权力与市场、商业与政治的混合体制，是改革的畸形化带来的。由于改革的畸形化，我们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则都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障碍。

　　不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看，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是市场分工的深化和多样化以及不断地创新，它需要法治的分权型体制的支撑。这与我们现行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型体制是相悖的。

　　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经济，它与现代性的体制相辅相成。标准的现代性的体制与传统体制的区别在于：前者组织的分化即社会的分工和分权程度以及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后者；前者制度规则的明晰性、程序性、平等性、合法性亦高于后者。中国现有体制不论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制度规则上，都介于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两者的混合。它既不是传统的专制集权的指令型经济体制，也不能用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释。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虽然突破了30年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合一”的体制，但它的突破仍是非常有限的，其组织结构仍处于“低分化”状态。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不够且发育不全，三者的边界不清，独立性不足，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政府组织的依附，即便是民营企业和“民非”组织亦是如此。每一种组织内部结构的分化也不够，比如广义政府中的党政如何分离，党组织与行政、立法、司法组织及职能的边界如何划分等等都是有问题的。在制度规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界定不清，比如国有资产、农村土地集体资产界定是很不清晰的；再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同样是界定不清的。此外还有理论上的规则与实际运行的规则相脱节或相悖，某些改革与现行法律相抵触，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等等。

　　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界定不清，虽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通过政权形式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带来了经济的封建化的倾向，形成各种垄断性的土围子经济或统制经济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被人们形象化地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经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等等。各种大土围子套小土围子，层层分封，既是地区、行业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及分配不公的源泉，又主导和控制了市场竞争的方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有些类似日本的“财团经济”和西方市场的“寡头经济”。不同的是，西方的“财团经济”和“寡头经济”出于市场竞争之手，我们的统制经济则出自于政府竞争之手。“政府之手”的体制优势在于：一是通过行政手段，举国之力、举省之力、举市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统领”或主导的市场竞争，启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初中期阶段的开放开发；三是政府兜底带来投资最大化，占GDP比重40%的年均投资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四是通过行政整合廉价资源，形成对外的廉价竞争优势等等。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之手的另一面是“掠夺之手”或不讲市场规则的“干预之手”，也留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三个层面的负面问题或后果。在经济层面，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秩序的失序，经济的公平性受损，短期投机行为无处不在，“赌博经济”越演越烈，假冒伪劣盛行，实体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受阻，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阶层难以生长，市场竞争扭曲或无规则化等等。在社会层面，社会结构的失衡，NGO（社会组织）的扭曲和缺失，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低质化，道德、信用等社会资本的异化，腐败寻租的全民化，文化的痞子化，社会的碎片化，群体冲突的暴力化等等。在政治层面则是传统的官场政治及规则的复归，吏治腐败、“令行禁止”失灵，党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官民矛盾或冲突一触即发，治理危机的隐患挥之不去等等。

　　2．现行体制与经济发展的高级化难以相容

　　如果说权力与市场混合型的集权体制与初中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容的话，那么，它不可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高级化，而且将日益成为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不清的收敛的集权体制很难与扩张的市场经济以及市场分工和分权的进一步深化相容。推动技术创新需要有一套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体制更有利于各种山寨版的泛滥，而不利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此外，经济结构及产业的高级化需要现代产权制度的支撑，但至今尚不明晰、互相矛盾的名为社会所有，实为少数内部人控制的国有产权制度都会扭曲要素市场的分配，造成垄断，阻碍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高级化。

　　（2）政府兜底的体制与市场出清的不相容。如果政府兜底（即由政府承担所有损失），企业就会包赢不包输，其投资就不可能产生有责任的硬约束，市场就无法出清，也就不可能有生产经营上的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以及“创造性的毁灭”，整体经济不仅不能高级化，而且潜伏着系统性危机。

　　（3）与法治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的经济，任何参与者——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在法律面前平等，遵守规则。不守规则不择手段的“自由竞争”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高级化。历史上的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早于欧洲，但始终不能像后来的欧洲一样，成长为推动工业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法治的平等交易规则。

　　（4）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不相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分离基础上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是大势所趋，“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很难界定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功能和界限，政府越位、缺位、错位是体制性的。

　　3．现有体制难以满足人们日渐强烈的合法性要求

　　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正当性。我们现有的体制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其次是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权利的认同，这就出现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需要解决。当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即便采取不认同个人权利的家长制方式统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以及经济的市场化，民生和民权的权利诉求自然就会突显，这就带来如下的“合法性”问题。

　　（1）产权及形态的合法性问题。人是自己的权利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产权具有排他性，属于私权领域，国家应当尽量发展私人或民营经济，给予人们创造财富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自由。即便是公有经济的国有产权的最终所有权也是属于自然人（全体人民），它的存在形式显然也有一个合法性即正当性问题。人们对国企产权、公共土地、财政支出等公共产权使用最大的不满就是公权私用。这也是最大的分配不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要求改变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要求维护公有和私有财产，防止政府官员对公有和私有财产的侵犯，要求政府行使公共资源产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要求参与公共决策等等。而现有体制无力解决此类问题。

　　（2）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权力主要包括治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与司法权（审判权），其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全体成员）对行使者的认同。西方的观念是主权在民，社会全体成员是主权者，人民将权力授予议会及政府。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打江山坐江山”和“君权天授”。我们在理论上也讲“主权在民”，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实际通行的是“主权在党”。这就带来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际通行的合法性的矛盾以及思想混乱，抬高了人们对权利的预期。如果就“权力”行使的原始激励机制而言，带有家族色彩的皇权的激励最大，在相同的条件下最负责任；带有流动性色彩的群体性和团体性权力的激励机制较差，因为团体成员会变换，相比固定世袭的皇权，激励和责任机制相对较弱。如果从权力行使的“稳定性”来看，皇权和任何垄断性团体的权力都是不稳定性权力，它会受到其他群体的挑战，它要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主权在民则不需要证明自己，它将“主权”授予团体和个人共同行使而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即使是政府更迭也不会引起社会的混乱。我们党代表人民“打江山坐江山”，其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和承诺，比如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等等。在当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取代中共，但随着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人们对继任者政绩的要求和期望就会越来越高，解决民生和民权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而现行体制难以满足这些诉求。改革就成为执政者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加快改革现有的体制，建立现代性的体制，提高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既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必要条件。又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三）潜伏着的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现有的集权体制及其相应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以权力的市场化和垄断资源的资本化为媒介的市场化导致了政府的公司化和逐利行为，偏离了法治的市场经济轨道，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向经济高级阶段发展的不兼容性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潜伏着危机。2011年以来有关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将出现资产泡沫破灭或爆发危机的预言渐渐多了起来。

　　不论危机是否因经济原因而生或何时爆发，危机总是起于青萍之末，由问题引发的。现在的问题多多，犬牙交错，民生和民权的呼声高涨，社会不满情绪在增加，社会群体性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失地者、失业者和失意者不断增多，并通过互联网集结和扩散。如若处理不当都会导致对抗和恶化，演变为对现政权的威胁和挑战，甚至出现连锁反应，引发社会动乱或暴力革命。如果中国未来发生革命，那绝非天鹅绒式的革命，与苏东国家和中东国家的政治革命截然不同，绝不仅限于政治，而是剑指财产领域，这是近期大量富人“胜利大逃亡”或移民西方国家的一个原因。多年积累或留给未来的许多问题，如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拆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保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一般都难以单独演变为危机，但如果集中爆发或处理不当产生连锁反应就很难说了，因为中国许多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更为重要的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生态”是一种正反馈系统，其调节机制的放大和缩小都是相互加速的，如同雪崩及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一些潜伏着的“豆腐渣工程”能否经得起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有人预言，一些大型水库、核电站、高铁将是引爆社会危机的“定时炸弹”。

　　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两极”社会，没有相对独立的第三组织，即便有，也不能承担居中协调和缓冲作用，任何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发生的问题和冲突都会指向政府，而政府处理不当都会激化“官民矛盾”而转为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多见的。政府及其高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恶果承担责任，是宪政法治国家的惯例或制度。此外，权利和责任分享的制度，让第三部门和社会各群体在分享权利的同时，也分担了责任。而在国家集权体制下，没有社会分权和分责，而是政府包办和主导，矛头指向政府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未来的数年内，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民生问题会演化成民权问题，社会各种抗争和抗议活动还会此起彼伏，各级政府应当理性地对待，学会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善于处理，经济继续发展，财政不出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胡萝卜加大棒”在短期内还是奏效的。

　　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通过资产膨胀、成本外化、透支未来发展经济是要加倍受罚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从制度改革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惟其如此，才能长治久安。

　　虽然过去遗留积累的问题已积重难返，将来的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纠结，今后数年内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支出膨胀如同雪上加霜，但是否引发危机现在只是一个假说。实际上人们对现有的问题是否演化为危机，持有不同看法。体制内主流看法是十年内不会爆发危机而持乐观态度。体制外的人士并不乐观。危机在潜伏着却是多数人认同的。

　　　　
　　（四）应对潜在危机的策略
　　　　
　　1．改良策略

　　这里说的改良策略是指对现有的体制不做大手术，只作修修补补和小改小革，即只搞“用”的改革，不搞“体”和“制”的改革，维持现行体制不变。基本策略是，有漏补漏，有洞补洞，有乱治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在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总的原则是以传统政治价值为体，以现代技术价值为用，或者说以传统统治（方法）为主，以现代技术工具为辅，维持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在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体制的结构和数量，侧重于体制的技术性改进。主要做法，一是继续推进经济领域里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改革，如对税种和税率的调整，金融品种及工具的新增，监管机构设置的调整等等。二是强化体制内的组织作用，用党的基层组织覆盖社会每一领域、每一个基层和每一个单位，大力发展党员，以数量换质量（现党员已占人口总数6。2%），使党成为“全民党”。三是加强政治体制的技术性改进，改机制不改体制。在决策机制上而不是在制度上改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技术上改进“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四是树立亲民形象。从情绪上缓和社会矛盾，各级领导的“访贫问苦”，春节、国庆等节日组织“送温暖”到弱势群体等等。五是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活动及团体进行严格的管制，利用互联网和新闻发布会引导舆论，通过“打招呼”的方式以内部纪律约束媒体负责人而管制舆论，强化公安和国安的政治管控能力，控制异见者，对其活动坚决取缔，建立应急系统处理突发事件，实行“社会安全”（一把手）问责制，强化对官员的“守土有责”的约束等等。六是改进党内监督和惩治手段（方法），通过运动式反腐打黑，防止腐败的恶化和蔓延。七是两手都要硬，对危害安全的群体性对抗事件，绝不姑息，继续沿用阶级斗争模式，对“三种”敌对势力绝不手软，坚决镇压和取缔等等。

　　采取上述策略，如果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理解，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作为长期的策略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策略只是将矛盾掩盖和后移，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甚至会适得其反。历史上，常有因修补式的改良而错过体制改革的时机，因为许多改良手段与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它在体制改革上的不作为和高压政策往往会促使矛盾集中爆发并引发危机或反弹式的暴力革命。

　　2．被动改革策略

　　这里的被动改革，是指在“改良维稳策略”失效以后的被迫改革。被动改革往往会被某些社会群体以及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丧失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主动权。搞被动改革也许比不改革更危险。其原因有三：一是抗争来的政府放权让利，民众并不领情，反而得陇望蜀，吊高胃口，抬高筹码而激化矛盾。二是失去良机的改革往往会适得其反，早已恶化了的社会情绪不容改革有序地进行。三是示范效应及连锁反应，长期被压抑的弱势群体的诉求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引发暴力冲突或革命。历史上，被动被迫改革引发危机是有先例的，如晚清政府。

　　3．主动改革策略

　　这里说的主动改革策略，是指政府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其基调是将短效的改良策略和长效的体制改革策略结合起来，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在治标的过程中推进治本。在问题没有激化之前事先改革，消除隐患，在问题爆发以后，因势利导，顺势推进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围绕全面小康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有序地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将改革落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进步上，在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求变革，从而将发展和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用10年时间实现经济全面转轨和社会的部分转型。

　　未来十年也许是主动改革的最后时机。我们应当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抓住这最后的改革机遇就很难克服“体制陷阱”，跃过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或“印尼陷阱”，甚至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局面。这绝非危言耸听。当然，改革也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国的改革在实质上是放权和分权，也就是泛权化和权利的分享及多元化，这很容易引起地区、族群、阶层及利益集团的离心化和分裂倾向。这就需要有一个超越各个地区、群体和阶层利益之上的“平衡力量和机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有理想的中央核心领导层来维护改革有序渐进地进行。比如，重塑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以有效的中央权威和铁腕压制离心的利益集团的反抗，以协商式的赎买和交换来化解改革的阻力，以理性和理想来凝聚改革的共识，以和合共生的包容将个人、集团、群体、阶层的各种利益引导到改革的轨道上来。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第1、2合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