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必须重塑社会信任

 

信任危机是一种现代性危机

 

从齐美尔的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到保罗的忧思“必须保卫社会”，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研究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秩序”这一研究主题。毫无疑问，秩序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日常互动，还是社会结构的稳定，离开了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无从谈起。社会如何有秩序？社会科学家发现，信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力量，因为我们无法在对他人完全了解的基础上才进行社会交往，如果人们彼此缺乏起码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无法建立，社会就会解体，人们就陷入了“霍布斯丛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如果说霍布斯和齐美尔对信任与社会团结的思考仅仅是哲学思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中叶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特征，信任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而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时代性的课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信任的缺失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之一。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从宏观的政府信任、制度信任，到对专家、证书、货币等系统信任，再到微观的消费信任与人际信任，几乎涵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也许到了“必须保卫社会”的关头 

　　

转型前的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信任直指人际信任。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关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中占有支配地位，是建立人际信任的纽带。人们以这种血缘关系为基点，通过各种方式将其进一步泛化和扩展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际交往当中，形成了一种除血缘关系之外的拟亲缘关系。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信任的范围既包括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又包括那些与自己有拟亲缘关系的其他外人，进而形成一种人伦关系的信任。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准星，据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模式——“亲而信”。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养儿能防老”、“糟糠之妻不下堂”、“兄弟如手足”、“夜不闭户”这些民间俗语，为我们勾勒出田野牧歌、守望相助的由家族与熟人构成的充满信任关系的日常生活。熟人社会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不过，“土地不能移动”是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得以形成的自然基础，而毛泽东时代的熟人社会则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单位”等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建立的。

 

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高考、进城打工、下海经商、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婚姻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为倚重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是信仰。“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置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的父母已经不能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婚前财产公证”很快成为规避婚姻风险的一把利器。让人纠结的是，这种做法在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却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初就刺伤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一项调查证实：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搀扶在街头摔到的老人。“愿不愿意搀扶”测量的是社会冷漠程度，而“敢不敢搀扶”反映的是人际信任水平。

 

如果说人际信任危机重创了中国人以“关系”、“人伦”为行为规范的日常生活秩序，使人们陷入了不知如何与人交往的困境之中；那么消费信任危机则让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地产等大宗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尤其是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棉、地沟油等一系列假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成为今天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失范的中国市场引发了全面的消费信任危机，商品价格虚高、混乱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虚假的广告信息扰乱人们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决策；低劣的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所构成的健康威胁，已经导致普遍的社会恐慌，并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情绪的蔓延。今天，人们早以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消费活动成为现代人最频繁发生、最日常参与的社会活动，消费领域是人们切身体验和观察社会信任的窗口，是人们感知信任危机最敏感的传导器，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到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

 

与众口一词的消费信任危机及人际信任危机不同，对中国政府是否信任，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迥然不同的看法。2011年，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了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网络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尤其是都市精英阶层完全质疑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信任调查，证实了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高信任水平。政府信任问题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进行解释，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情景问题。首先何谓政府？我们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民众将政府、政党、国家、制度完全混淆使用，弄不清这些政治学概念的差别。这使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调查者所表达的是制度信任还是政府信任。另外，信任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直接使用，当被问及什么是“信任”时，大家的答案似乎都集中在“放心”、“靠得住”、“信得过”这些词汇和字眼上，在中国人的语境中信任代表了一种“保障感”。弄清楚了民众对政府和信任的真实语意之后，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底层民众非常信任政府。其实，与其说是信任政府，不如说是强烈依赖政府。中国政府几乎掌控所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与资源进行自我保障，只能寄望于政府。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大众媒介极力宣传无所不能的、强大有力的、大包大揽的大政府形象。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等收入以上的社会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很低。他们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是对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社会冲突等越演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失去信任。近年来，大规模的投资与技术移民潮就是对政府失去信任的无奈选择。官员腐败与官僚资本的垄断是危及政府信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信任危机导致人人自危、阶层对峙，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保卫社会”的急迫关头。我们必须重拾社会信任。

 

 

政府是建设诚信社会的主导力量

 

重建社会信任，首先要弄明白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还是许多持“文化范式”的学者认为的，信任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特质或称为地方性知识的集体习惯。自给自足、田野牧歌式的传统生活模式，其实也是人们之间社会交往频度很低，绝少与不熟悉的人打交道的社会。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对身处变化莫测社会环境中的现代人来说是虚妄之言，是过去的现实。一个缓慢变化、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传统社会，与其说是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不太需要信任的社会。其实，现在人们之所以迫切地感到信任的重要，是因为信任可以作为一种规避风险的心理机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高风险，使人们普遍丧失本体安全感，对信任的心理需求急剧上升，才是导致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背景。由此看来，信任危机的发生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道德层面或者社会失范的问题，信任危机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所以，我们认为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由此与其去纠结信任如何丧失的伪命题，还不如去探讨迈向现代社会的我们该如何重新建立社会信任。

 

既然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重建社会信任的路径就无法从传统社会文化中找寻和继承。我们认为，社会信任建设首先应当向西方现代社会学习，建立全面的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基于技术分析和信息采集而形成的，包括货币、知识、权利等社会交往媒介的甄别与评价。当然，我们会说信用就是信用，而不是信任，信任不是技术，也不是理性决策，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正面期待。我们认为，人们依靠信用体系能发展出一种新的信任模式，既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通过利用信用体系的安全保障代替缺失的信息，进而赋予人类对待复杂世界偶然东西的稳定态度。比如，人们对货币信用的系统信任，就是通过连续性地、肯定性地使用货币的经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什么人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养儿防老不如养房防老”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背后，隐晦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民众从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向。系统信任的建立大大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复杂过程，使人们无需通过人际信任就能进行可预期的、有秩序的社会交往。随着信用体系日益细化、完美和合法化，人们的先验信任态度逐渐确立，系统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从因熟悉带来安全感的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过渡，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进化过程，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

 

其次，要培育崭新的信任文化。在农民即将终结的时代，守望相助的乡土社会终将成为一个逐渐消失的时代背影。我们已经踏上了现代性的不归之路，儒家传统文化之余光难以照亮中国社会信任建设的未来之路。培育新的信任文化也许应该从理性的路径，而不是道德和伦理的路径切入。信任关系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后理性的，但很少是非理性的。我们把给予信任还是不给予信任、守信还是背信看作人们的理性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种行为获得积极正向的报偿，守信行为就得以强化，使得行为者不断地重复这种行为，那么它就渐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人格的一部分。这种人格拓展到社会层面就成为集体人格、国民性，进而固化为信任习俗，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一种社会资本。总之，我们认为，信任关系是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并且在适当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倾向。目前，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信用体系的完善，让守信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合作机会；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戒，努力形成培育新信任文化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如果说以上两个建议来自信任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理论推演，我们接下来提出的建议则来自课题组的实证调查结果。建设诚信社会涉及到对政府、专家、符号、消费、人际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调查显示，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是目前导致人们是否持有社会信任的基础；建设诚信社会的主导力量毫无疑问在政府，这不取决于本次调查的民意所指，而是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对社会信任危机，首要工作就是要着力解决消费领域的食品安全和高房价问题，长期的目标则是整治吏制、严惩腐败，以及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作为社会态度的信任产生于两个维度，一是感知能力，二是感知善意。民生问题和社会治理可以测量政府的执政能力，而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则直指政府和执政党的善意，如果社会资源依然倾向于官员群体和官僚资本集团，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将更加恶化。

 

另外，媒体上充斥社会失信行为的报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强化了民众的信任危机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猜忌和冲突。我们最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是，读过南京“彭宇事件”者，不到8%的人选择“看见老人摔到，选择毫不犹豫上前搀扶”的调查选项；而没读过该新闻报道者，则高达84%的人选择“搀扶老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新闻报道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对媒体议题设置进行前瞻性的监控；同时，还需着力培养民众的媒体素养，提高民众面对传媒报道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和质疑能力。

 

最后，社会情感也是影响社会信任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阶层之间的信任，与是否有直接互动经历，以及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关系不大，而往往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一个与来自同乡的五个小偷同居一处的民工，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明确表明他信任那些小偷同乡，而不信任城里人。问卷调查中高达92%的农村被调查者认为城市人不可信；那些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对自己的教友则非常信赖。通过增进社会各阶层、群体之间的社会团结与社会认同，是我们建设普遍社会信任的另一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