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社会公共治理是深圳特区突破方向

竹立家：社会公共治理是深圳特区突破方向

2010年08月28日 00:10 来源： 华夏时报   【作者： 商灏】

 
　　改革已经停滞了吗？改革精神已经淡化了吗？

　　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至今已有整整30周年，社会各界从中央领导人最近的相关讲话中看到，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功也面临诸多严重矛盾的重要历史时刻，在新形势新挑战面前，高层又一次重申了继续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30年来，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由于改革创新精神的贯彻，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毫无疑问，未来中国仍必须改革开放、仍必须在不断创新和解放思想中前进。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在经济甚至政治等诸多方面改革的先行先试，一度曾因产生了十分突出的样板作用而光芒闪耀。那么，深圳在未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仍将具有样板意义吗？深圳还会再度光芒闪耀吗？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8月27日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

　　未来要以社会为中心搞建设

　　《华夏时报》：中央高层最近在深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讲话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竹立家：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003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性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推进，其他改革也就不能很好地推进。十五大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性试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大部委制的推进。还有党内干部的公推直选、公推公选、差额选举等，都陆续在各地方开展。

　　十七大前后，以及十七大期间，一些中央领导在谈话中提出要推进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常任制，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步骤。

　　大部委制在十七大以后加快了推进步伐，到目前为止，进展比较顺利，现在已经推进到县一级行政机构。和推进大部委制相联系的举动，还有省直管县改革。其次是对行政法规的改革，要求减少行政审批，提高行政效率。目前推进比较快的，是财政上的直管县，下一步将加大行政上的直管县推进力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压迫性投资，提高行政效率。

　　近两年，组织部门还推出了关于干部选用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干部是国家的软实力，当今世界国与国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政府间的竞争，而政府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公务员的能力和风度的竞争。因此，干部制度的改革，对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干部的能力和品质与素质，干部的价值，干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态度等，都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起到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正在和将要推进的改革，是干部监督制度的改革。我们看到，中纪委、中组部以及国务院相关部委，已陆续发布了关于干部监督制度方面的条例。2010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宣示，标志着政治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政府是可以批评的，不但可以批评，而且欢迎批评。这对于改变中国的政治气氛和政治环境，将产生重大作用。

　　温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人民群众有五权：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五权未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初步地和具体地落实，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改革措施。因为这不光是一个理念宣示，而是必须通过制度形式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将要把好的改革理念，好的价值理念，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这样，改革才能大肆推进，才能取得社会的平稳发展，党和政府才能有威信，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华夏时报》：为什么政治改革在实践层面仍然存在一些消极的看法和阻碍性的力量？

　　竹立家：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改革正在步入第三个30年。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第一个30年，在1950年到1978年，是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个30年在1978年到2010年，主要是以经济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未来30年，我们要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

　　2010年是个重大转折，为了塑造未来30年中国的发展态势，一个重大的理念转变是，要从政府治理，变成社会共同治理。这将要求我们发展社会组织，包括社会中间组织、行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治理。比如，我们要发展工会组织，遇到问题，政府不再直接面对工人，而是让工会代表工人去和资方或和政府谈判。这样就可减轻政府治理的压力。再比如，现在奶粉或食品安全总出事，如果有真正独立自主的奶粉协会，行业就会自律。而不是一出事情就找政府。但共同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或阻力在于，政府部门一些人对于这种分权性的改革，这种未来社会的大势，认识不很清楚，总觉得一旦实行共同治理，一旦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政府管理就会被削弱，政府分权的力度就要加大，因此这些人可能感到不舒服。这恐怕是他们反对改革的重要理由。

　　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社会。因此，从现代文明治理角度来讲，中国要稳定、要和谐、要发展，关键的关键就是下一步，如何实现共同治理，如何做好政府分权。

　　改革就应给人民

　　参与的空间

　　《华夏时报》：深圳的发展，如何体现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等各项改革之间的关系？您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今后将如何在深圳继续付诸先行先试的实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竹立家：事实上，深圳这几年有关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比如行政三分、大部委体制改革、全员公务员聘任，都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反响。他们搞的局级干部公推直选、差额选举等，也在社会上引起大的反响。这些改革都赢得一片叫好声。我认为这些改革确实对于推进深圳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也可以先行先试。但深圳作为中国改革的排头兵，还是首先要从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所进行的行政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不是不了了之，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会这样？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深圳的这种改革，给人民群众参与留下多少空间？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真正的突破，步入深水区，就要在改革与发展中，在政治行政改革中，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也就是要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使老百姓有参与空间，真正实现温总理所说的老百姓的五权。

　　如果这项最根本性的改革在深圳得到推进，正回应了决策者的改革设想。但其可行度、操作性、人民群众的接受度，能否真正在实践中推进，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改革不了了之？

　　因此最近我写文章提出了改革的“道具化”正在延误改革的观点。我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积压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些关键的矛盾和问题，成为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把改革当“道具”，以改革的名义牟取地方、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拖延改革的最佳时机，挤压改革的有效空间。

　　比如深圳前主政者许宗衡，一度被认为是深圳政治行政改革的推进者，有几年曾搞得很热闹，但最后事实让人们不得不疑惑他本身是否真心实意推进改革。

《华夏时报》：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怎样的关系？有人说行政改革在根本上还不是也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竹立家：我认为，我们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核心的核心，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像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直选制等，都应纳入我们的思考范围。否则在权力制衡上，将使老百姓苦于没有参与空间，那样改革就变成了决策者的改革，他想在哪里改革就在哪里改革。

　　另一方面，改革不应变成一种口号，不应变成一种改革话题的制造。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想方设法吸引舆论和百姓注意力，制造一些莫须有的改革话题，却不涉及种种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这样的改革，我把它概括为“制造改革话题”。

　　《华夏时报》：深圳目前已是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深圳未来的创新，在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创新，怎样能闯出一些新路子？

　　竹立家：深圳现在1400万人口中，户籍人口300多万，非户籍人口1100多万。因此，深圳下一步发展要在各个特区中甚至全国起样板作用，首先应下决心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有所推进和突破。

　　有所推进是指需要直面一些很棘手的问题，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问题等。外地人到深圳工作多年，如果社会福利什么都没有，那就是社会保障不健全的问题需要改革，而不是仅仅关注深圳公推直选了几个局级干部，因为这不是根本性问题的改革。

　　我想强调的是，深圳未来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管理问题，是共同治理问题，深圳要走在前面，必须在社会共同治理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

　　深圳的发展难题，是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水平。这是最根本的内容。我希望深圳改革要在两个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是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如何发挥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作用；二是在社会治理方面，如何扩大社会共同治理。要针对深圳现在所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能惠及每个在深圳工作过多年的劳动者的状况，进行改革。这不是深圳一个城市的问题。在很多发达城市，也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个共同治理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就会稳定，就会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华夏时报》：尽管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可能从不曾停止，但人们普遍感觉，与经济改革的速度相比，政治改革有些缓慢和滞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期待发生怎样的变化？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各个特区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竹立家：你所说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很多人的普遍印象，也是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在谈论的话题，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实中改革的力度不大、变动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改革，没有把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分开。关键的关键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上，可以说并没有明显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等五权，也没有在制度上或体制上，切切实实地真正推进一些机构性的改革。比如说党代表大会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等，都是关于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改革才是最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不推进，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就有可能不了了之。因为，究竟改了多少，怎么改，老百姓不知情；即使知情了参与了，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和权利；改革得不好，存在问题，老百姓也没有监督权。所以，目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尚欠火候。

　　改革必须要有新战略

　　《华夏时报》：据说在即将举行的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央高层可能要发表讲话，您认为届时是否会有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意见要宣布？

　　竹立家：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讲话内容，但我认为，主要还是会强调政治行政改革的关键点，即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讲的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个最根本性的要求，对深圳特区同样适用。另一个要强调的问题，应该还是加快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步伐。第三，可能会对政府自身建设提出新要求。目前群众意见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自身建设问题。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权商勾结、权力勾结等现象，各地都有，深圳也一样有。

　　《华夏时报》：是否可从政治文明的战略角度或者甚至从全球政治文明的大战略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深圳特区及其他经济特区今后的改革所应具有的一些非凡而特别的意义？

　　竹立家：你可看看我新近写的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战略》。讲的是面对整个世界发展大势、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人类文明现在的进步状态，要求我们要有怎样的新战略。

　　所谓新战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深圳必须要有两个突破，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共同治理。

　　《华夏时报》：从大文明观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将对西方文明产生怎样的影响？

　　竹立家：首先，中国的政治文明和西方政治文明，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文明。这种不同源于我们政治家族的不同。我们所要坚持实现的社会目标，是民主、民生、公正、和谐。这是我们对于中国文明，对于中国发展走向的一种界定，这与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有很大区别。我们如果通过改革，使国家发展好了，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民生得到彻底改善，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真正实现了社会公正与和谐，那就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