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党的领导不等于社会主义吗？

方绍伟：党的领导不等于社会主义吗？

与王占阳先生对话中国政治改革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4-2

　　王占阳先生近日在“选举网”上发表了“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社会主义”一文，我读后产生了一些疑问，特提出来与之讨论，希望能通过各方的对话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1，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王先生特别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够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党的领导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当然不是同义反复，因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发展生产力和消除两极分化”，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但党的领导是否正确，要看能不能抓住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王先生可能认为，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本质”其实是一种“愿望”，即“发展生产力和消除两极分化”的愿望，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所以，王先生否定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进而否定“党的领导等于社会主义”的隐含观点。

　　显然，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另有定义，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实际就是走民主化道路”。

　　从这个定义出发，王先生认定“把共产党领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是荒谬的。……共产党领导实际只是某些国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条件。但共产党坚持的道路并不一定都是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领域，如果只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当家做主，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只坚持党的领导，不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甚至是阻挠民主化进程，那就是党的领导已经犯错误了”。

　　我理解，王先生是在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定义”来否定一个社会主义的“党领导定义”，所以只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而不引用他的另一句话。所以，我对王先生观点的疑问是：“人民当家做主”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名义本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我认为，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逻辑一贯的，而王先生却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所以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观点和错误的改革主张。

　　我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这里说的“错误”，指的是“与现实存在不符合的错误”，不是“与多党民主的愿望不符合的错误”。就是说，王先生的“错误”，是把“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名义本质”当成了“实际本质”。因此，王先生的“错误”是一种“现实错误”，但不是一种“愿望错误”。我必须再次提醒读者不要看走眼了，我这里反对的不是王先生的观点里所要表达的“愿望”，我要反对的是王先生那个“与实际现实不符合的认识”。

　　我的观点很清楚：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里，“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它最多只是社会主义的“名义本质”。对一般人来说这个区别也许毫无意义，但对一个“真正的政治学者”来说，它是一个重要得不能更重要的实证起点。

　　当然，有不少“老于世故”的朋友告诉我，说中国现在“只有政治没有政治学”，所以，愿望应该压倒学术，学术则应该服务于愿望。我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但我认为可以有两种“学术”： 一种是服务于认识的学术，一种是服务于愿望的学术。然而，即便按照这个区分，我还是认为王先生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既不符合“认识型学术”的要求，也不符合“愿望型学术”的要求。

　　2，“认识型学术”视角下的中国政治

　　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因为这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现实明摆着：“党的领导”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我十分清楚，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可能早就“怒火中烧”了，在读者把我打成“反动派”之前，大家不妨先看看以下三组命题：

　　1) “人民当家做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

　　2) “人民当家做主”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

　　3) “党的领导”才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

　　考验当代中国人“基本智商”的时刻到了。如果你还是一个自以为讲道理的人，如果你以前曾经痛恨过“蛮不讲理”的老左和新左，那么，你对上述三个命题的判断应该跟我一致。

　　命题一：正确，它是一种“与愿望一致”的“愿望型正确”。

　　命题二：错误，它是一种“与现实不一致”的“现实型错误”。

　　命题三：正确，它是一种“与现实一致”的“现实型正确”。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神正常”，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看他能不能区别“实际上就是”与“愿望上应该是”之间的区别。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根本不用提醒，但一不提醒就马上忘记”的简单事实。我毫无疑问地认为王先生的判断跟我一致：“人民当家做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与“人民当家做主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这完全是两回事。

　　当然，承认现实并不等于接受现实，王先生不能说“人民当家做主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但王先生确实可以主张“人民当家做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可是，当王先生提出这个主张时，他同时也就承认了：人民当家做主“现在确实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党的领导“现在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

　　如此，王先生下面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人大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主要途径，是法定的民权中心。但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很难兼容。苏式政治思维更是在私下里认为，伸张民权就是否定党权，坚持党权则就必须压制和虚化民权。这样，从苏联到中国，凡是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人民代议机关都被讥为橡皮图章。在人民和人大代表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主要来自基层的人大民主化改革出现时，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形成的害怕民权否定党权的思维定势，还很容易使人怀疑以至否定这些民主改革，这是人大体制改革的深层思想障碍。”

　　注意，我说的还是王先生犯了“现实型错误”，我绝对不是说王先生犯了“愿望型错误”。按照愿望，王先生对“人大”和“ 苏联模式”的批判都对，但按照现实，他对“害怕民权否定党权”的批评就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当“人民当家做主现在确实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时，你怎么可能期望“人民代议机关都不是橡皮图章”呢？当“党的领导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本质”时，民权就当然是通过党权才能实现的，哪里还存在什么“害怕民权否定党权”呢？现在的民权否定得着党权吗？

　　王先生的愿望是“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之统一”，如果是这样，那么，真正的“认识型学术”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之间有可能统一吗？

　　王先生“选人不选党”的新型普选制，本质上就是把共产党变成“议会党”，使得“党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而是必须得通过人大、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王先生以为，这样中国就能“不是走以党权否定民权的保守、反动道路，也不是走以民权否定党权的激进主义道路。……由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就能够实现了”。

　　在我看来，这种“议会党”的思路，恰恰就是“民权否定党权”的思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党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怎么会不是一种“民权否定党权”。但是，我又要提醒读者注意，我这里争论的不是“议会党”的思路“好不好，该不该”。

　　我这里争论的是：“议会党”的思路不可能“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之统一”，因为它必然用“民权否定党权”。实际上，也只有以“民权否定党权”，“议会党”的思路才能实现。而如果“议会党”的思路能够实现，“民权否定党权”就必然要走到其自身逻辑的尽头，从而使“党权”被彻底否定。

　　所以，“议会党”的思路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思路，是任何人都能看出的“民权否定党权”的思路，因此也是根本不可能“被答应”的改革思路。中国不是新加坡，政治规模决定政治博弈策略，中共不可能接受“议会党”的思路。

　　3，“愿望型学术”视角下的中国改革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是明摆着的：“党权要保持，民权要伸张”，“议会党”的思路却必然因“民权否定党权”而夭折，而“以党权否定民权”的现实则被王先生认为是“保守、反动道路”。出路在哪里呢？

　　我要非常诚实地对王先生坦言：我完全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许多人批评我对中国“应该怎么改”的问题“打死不说”，我哪里是什么“打死不说”，我根本就是没有能力说。王先生可能也象许多人那样，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以多党民主的愿望压一党执政的现实”，最终实现中国真正的“民富国强”。我本人对实现中国“民富国强”的愿望深怀敬意，但以我对“多党民主”和“中国文化”的认识，我实在无法确定“多党民主的愿望”能否真正实现中国的“民富国强”。

　　所以，我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认识型学术”的范围内，我最多只能确定某些具体的“愿望型学术”是否符合现实、是否符合逻辑。在对结果毫无把握的情况下，我实在无法不负责任地提出任何具体的“对策”或“主张”。我对“多党民主的愿望”和“一党执政的现实”都提出过疑问和批评，但我坚持认为，我的疑问和批评决不构成对“多党民主”或“一党民主”的反对，也决不构成对“多党民主”或“一党民主”的支持。

　　我之所以认为王先生“议会党”的思路，同样也不符合“愿望型学术”的要求，那是因为，“多党民主的愿望”逻辑上必然是“多党竞选的宪政民主”。

　　如果说在“认识型学术”的视角下，“议会党”的思路毫无“现实可能性”；那么，在“愿望型学术”的视角下，“议会党”的思路则毫无“逻辑可能性”。就现实政治而言，“议会党”的思路是以“民权否定党权”，甚至就是“反党”；而就“多党民主的愿望”而言，“议会党”的思路则过于“软弱”，甚至就是“投降”（凭什么要让它在议会里占70%的固定席位？）。

　　我们都能理解，妥协和渐进的愿望是避免流血和动荡的思路。但是，就人类政治的本性而言，流血和动荡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可能避免过。所以，愿望终究是愿望，“愿望型学术”不可能因为道义上的“优势”而显得更加正确。

　　多党民主本身也许是“妥协的”，但在“中国文化”的现实下，实现多党民主的过程决不可能是“妥协的”。在中国，似乎最好不要轻言“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我们都在纪念辛亥革命，但我们同时也都在故意或假装忘记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我和大家一样痛恨“接受现状”，但任何类似于“议会党”的思路，都必然会被“现实的力量”和“愿望的逻辑”碾得粉碎，人们有理由担心，改革者纵然不会成为当权者的阶下囚，也必然会成为革命者的刀下鬼。

　　（方绍伟：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