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道隆：乌坎能否避免政治“小岗村”化

邱道隆：乌坎能否避免政治“小岗村”化

　　乌坎选举最大的意义在于，那种过去认为只要进行经济改革就能避免社会矛盾，而无需进行政治改革的观念，已经行不通了。

　　2012年3月3日，乌坎村在进行了几个月的抗争并最终获得高层的认可之后，进行了一人一票、民主、公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而在一个月前的2月2日，乌坎村村民就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村民选举委员会。

　　鉴于乌坎事件发生在改革前沿的广东，并在整个过程中并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媒体，加上高层的介入，使得整个选举过程得到了舆论的充分监督，公开程度很高。因而，国内外观察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处在矛盾重重的转型期时，乌坎的选举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行动，它充分展示了基层民主在经过多年实践后，逐渐走向成熟，民众维权的意识增强，政府不能再随意地侵犯民众的权益，按照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说法，“群众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乌坎的胜利

　　不可否认，乌坎人的政治定位在几个月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不被承认到最后政治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以薛锦波的悲剧为衡量，乌坎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乌坎选举最大的意义在于，那种过去认为只要进行经济改革就能避免社会矛盾，而无需进行政治改革的观念，已经行不通了。

　　乌坎村原村支书薛昌以“走过场”的选举连任了将近30年。在他的任期内，由于乌坎村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村民因而容忍了这种独断的连任方式，“你搞你的特权，我发我的财，井水不犯河水”。而乌坎事件的爆发点，就是村民们发现，手中权力不受制约的村支书等领导，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命根子——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而款项几乎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连村民的财富利益也要一并剥夺，这就为村民所不能容忍了。

　　这种政治－经济关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并不罕见，在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经济实惠确实能使民众安于经济状况的改善，但由于政府权力得不到实质上的有效制约，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逐渐发生。纵观大陆近几年来出现的官民纠纷，绝大多数都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快速膨胀，发展到与民争利的程度。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公权力的界限不明，最终使民众沦为弱势。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广东也重复了类似的讲话。

　　乌坎的第二大胜利，在于抗争有度，方式得当，始终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维护自己的权益。乌坎村没有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诉求，抗争的目标和对象也很明确，虽有几起暴力冲突，但是总体是以和平抗争的方式进行的。乌坎更是借用了中央权威来进行诉求，“共产党万岁”，“中共有青天”的口号似乎在外人看起来很难理解，但这恰恰是乌坎事件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重要隐形原因。乌坎人正确地把握了抗争的底线，试想，如果乌坎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底线，那么乌坎事件的解决就不可避免地要重蹈之前一些事件的悲剧。正是乌坎的理性，才使政府内的开明势力能够以此为理由在政府中占据主导优势，因为这就有了解决问题和进行谈判的理性前提，才最终使得乌坎事件顺利地得以解决。

　　乌坎的挑战

　　但是，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乌坎的胜利是不完全的胜利，或者说，乌坎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真正依靠民意的治理依然任重道远。当年的安徽小岗村改革曾经轰动全国，却在其他地方改革的后来居上中逐渐落寞。乌坎能否避免成为中国政治的“小岗村”，还需要突破许多难题。

　　首先，乌坎的胜利恰恰说明了制度的失败。从乌坎事件爆发至今，除了最后的选举投票之外，不见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尤其是法律制度的介入。无论是对乌坎村的封锁、对乌坎事件性质的定性，还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成立工作组进入乌坎调查，一切以上级政府对事态的定性为转移，而扭转定性的方式，则是持续的抗争和民众运动。非制度化的官民博弈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如果制度缺失或者制度失灵，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因为在民众的认知中，事情闹得越大，得到的好处越多，争取权益的运动会导致社会的暴力化，从而加剧了社会和政治风险。

　　其次，民主选举不等于民主监督。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民主在中国是一个被简单化甚至是异化的概念。民主绝不仅仅是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的简单过程，如果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缺乏对民众权益的法律和制度性保障，那么即使一人一票选举上去的领导人依然不能避免独裁和贪腐。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是依靠议会选举上台，最后却违背了民主的原则，走向了极右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在台湾，李登辉推动“宪政改革”以后，民进党的陈水扁也是通过一人一票上台执政的，却不能避免其在任期内的贪腐行为，最终锒铛入狱。有鉴于此，2011年4月，马英九政府推动“法务部廉政署组织法”在立法机关通过，并成立“廉政署”保证对官员的监督和威慑。乌坎的挑战在于，如何监督和制衡新的村委会，并将其制度化和常态化，使其不会成为新的村民利益的损害者。

　　最后，乌坎能否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落实能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两会”上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法律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和条例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但是由于对这些法律宣传和落实的不到位，民众普遍对法律一无所知，空有选举形式，而无具体落实。

　　“走过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乌坎的问题，而且是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的学者就曾指出，中国如今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太多，却没有真正实践起来。无论从党的报告、文件、条例，还是政府报告、文件、条例，或是中国的法律条文，如果每一条都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认真实践，让普通民众真正了解、熟知、践行，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而现实情况是，虽然大家都在寻找党政报告中每年的新亮点，却忽视了报告中的许多问题和改革措施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依然没有实质的进展，使得报告虽然年年有新意，却处处是旧闻。政策如果不能具体落实，就永远是一纸空文。

　　无论如何，乌坎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有鉴于小岗村的历史，给予乌坎的期望不宜太高，乌坎到底是一起个案，还是一个真的开始，依然有待观察。如果乌坎不能在以上三点中有所突破，那么不仅现在的胜利是不完全的，甚至有可能被一笔勾销，成为政治改革的“小岗村”，留下又一次遗憾。
 
 

来源: 共识网—读者推荐 | 来源日期：2012年3月28日 | 作者:邱道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