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如何重建尊严

作者:admin时间: 2012-05-16 21:29:40

 

张千帆:如何重建尊严

 


  重建我们的尊严


  尊严,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因为回望历史,是服从与专制的记忆,遥望未来,是权利社会的召唤,两方面似乎都没有为尊严留下话语空间。


  面对传统,我们一直在推倒,一直在重建,当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舶来的社会”中时,我们才痛彻地感到,太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行动,太需要一分经验智慧来启迪心灵,太需要一幅人性的图景给我们勇气。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疑惑的时代,心中的未来无限遥远,脚下的路如此漫长, 张千帆先生试图拓展一个崭新的方向,在他的新著《为了人的尊严》中,他努力挖掘中国传统中的尊严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在他看来,尊严理念不仅仅是建造中国宪政大厦的起点,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其实,人的尊严并不是个新话题,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逐步嘹亮起来的声音。然而,究竟如何重建我们的尊严,如何张扬起人的价值,如何让发展能始终地坚持以人为本的方向……凡此种种,正拷问着我们的时代,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张千帆先生。


  不太满意“新儒家”


  北京晨报:在您的新作《为了人的尊严》中,试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内核,但世界上所有文明在内核上不都是相似的吗?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何在?


  张千帆: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有天然的亲近感。自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儒学的根子被斩断了,传统文化只能靠潜移默化的东西来传承,比如社会习俗、言传身教等。这些对国人的成长多少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大部分儒家道德已经在历次运动中丧失了。人类的基本道德伦理确实是共享的,不随时代改变而改变,但各国道德文化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基督教、犹太教不可能真正等量齐观。


  不过我下面也要讲到,儒家学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经过现代化之后,我相信它可以为各种文明所认同。我甚至认为,西方人身上也时常闪现儒家的尊严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许多国人身上却消失了。


  北京晨报:您在西方留学多年,学习西方哲学、文化、政治学等,为什么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有兴趣呢?


  张千帆:我的博士专业是政府学,留学期间主攻政治理论、公共选择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不过我所在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对中国研究不是太强,所以在校期间主要学习西学,对康德哲学尤其有兴趣,因为他是西方尊严理论的集大成者。中国哲学是我的“业余爱好”。


  1996-1997年,我写了两篇硕士论文,试图用“尊严”概念重新梳理传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我学习了不少“新儒家”的东西,但是仍旧不太满意:一是话语太传统,往往通篇“仁义”、“道统”,显得很陈旧;二是过于晦涩,偏重本体论论证,但从西方分析哲学的传统来看,这些论论证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三是过于精英化,主要限于学术圈子,大众传播不广泛,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它们未能用现代的语言准确表达儒家的核心与精髓。要复兴儒家学说,既不能照搬陈词滥调,也不能简单套用现代西方概念,而是要挖掘儒家学说的内在精神,用它来指导现代生活和行为方式。


  张千帆:儒家让每个人背上十字架


  被抹黑的传统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人对谈传统非常反感,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您怎么看?


  张千帆:我在台上讲到儒家,常有台下听众站起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传统就是落伍、陈旧、腐朽的东西,其实,这是几十年来抹黑传统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就儒家而谈儒家,没有看到儒家学说对于提升社会道德和建设民主宪政的积极意义,所以我们对传统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造成了思想与道德的真空状态。


  北京晨报:您也经历过这种状态吗?


  张千帆:八十年代国内流行“信仰危机”这个词,没有人能幸免。作为60后,我的道德教育也同样经历了一大段空白。到国外留学后,中间曾有一度学习、生活不太顺利,就系统阅读了家人隔洋寄来的整箱经典。在我感到低落的时候,这些古籍给我振奋和支持,帮助我获得坚守和自信。在阅读当中,我感悟出儒家精神的根本在于“尊严”,虽然典籍里没有这个词。读新儒家的时候,我看到张君劢先生最早关注了尊严概念,以后张岱年先生也发表过相关论文。他们的著述坚定了我的想法,要用尊严来贯穿儒家的道德学说。


  道德真空从何来


  北京晨报:您说思想与道德的真空状态,确实是很多人的切身体验,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张千帆:如果全社会都生活在一个正统的信仰体系下,一旦这个体系衰落,又没别的替代,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在中小学以至大学,青年人都有一定的信仰,可走向社会后,尤其在生活的压力下,感到现实与信仰落差太大,现实往往是对信仰的嘲弄。在这种环境下,就很可能放弃道德上的坚守。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缺乏了这种坚守,就会陷入混乱、贫困与腐败之中。


  北京晨报:传统道德有虚伪的一面,这不也是客观存在的吗?


  张千帆:这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任何事情走到极端当然都不好。儒家强调尊严,但是如果尊严变成“死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显然就变质了。墨家批评儒家礼仪铺张浪费,但是孔子从来强调“礼”(譬如葬礼)重在实质而非表面。儒家一直反对假大空,痛恨“伪君子”,这是毫无疑义的。孔子主张中庸,最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面子”和“里子”必须相称。“质胜文则史”,也就是虚伪,这比“质胜文则野”糟糕得多。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儒家只能选择真实。所以,“刚毅、木讷,近仁”。“诚”是儒家的最高伦理价值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基础,“不诚无物。”这难道能说是虚伪吗?


  当然,如果控制适度,爱面子也可以是好事。正如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说,虚荣是是准美德,可以促使人们做好事、不做坏事。你想,如果人人都不要脸,那将是多么可怕。


  儒家并不强调服从


  北京晨报:儒家有服从、懦弱的一面,岂不是现代化的阻力?


  张千帆:儒家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儒家寄生的制度强调服从。中国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百姓没有独立判断的自由和能力,只能认同某个绝对正确标准,不允许其他判断。这样是不可能有尊严的,因为尊严的起点是人格独立。如果法官不独立,法律就没有尊严,个人也是一样的,只有独立人格才能有尊严。但是在儒家的道德学说当中,许多地方是崇尚人格独立的。


  北京晨报:儒家提供了一套绝对标准,这与独立人格不是背道而驰的吗?


  张千帆:儒家学说确实也带有教条主义成分,主张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这是所有传统学说的致命伤,但是儒家教条是比较抽象的,而且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主张就是真理。比如儒家的最高标准“天道”,就没人能说自己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当然,孔子是权威,但是人人都可以解释孔子,你能解释,我也能解释。皇帝最大,但是皇帝的解释也不是最权威的,皇帝还要跟老师学呢,谁能算绝对正确呢?所以虽然中国儒家传统没有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分离,汉朝之后实行“独尊儒术”,但是传统社会的权力和思想并不是完全合一的。加上那时官僚系统不发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就给不同声音留下了空间。即使在制度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独立空间。大臣可以议论朝政,御史台可以弹劾官员,甚至批评皇帝。


  儒学的活力是怎样丧失的


  北京晨报:虽然“五四运动”的批判有偏颇之处,但儒学保守、消极、迂腐的一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


  张千帆:应该从源头上看儒学的局限性。儒学本身诞生于私学,没有官方背景,孔子是以布衣学者的身份来梳理传统的,诸子百家都来自于民间,而不是官府。后来儒学与权力结合过于紧密,成为统治者御用的思想工具。学者在学理上比掌权者更高明,因为那是他们的职业,可后来“独尊儒术”就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因为那样不仅禁锢了其它思想,而且思想垄断是要靠权力压制才能实现,所以儒学本身依附权力之后也就死亡了。诸子百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百家都不是什么官,而是村野匹夫,结果民间的思想却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儒学与权力的结合导致中国思想长期停滞,也直接扼杀了儒学本身的发展。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古希腊时期,西方思想家层出不穷,可后来基督教垄断信仰和思想,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尊严


  北京晨报:传统中的尊严观能适应现代社会吗?为什么在现代性的理论很少关注这一点呢?


  张千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尊严确实没得到重视。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基督教强调自我否定,主张人有“原罪”,不像儒家(一定程度上包括道家和墨家)肯定人性。“文艺复兴”之后,人性的尊严有所恢复,一位教士还写了《人的尊严》这样的小册子,但在基督教传统中难以发展成显学;其次,自由主义传统起源于霍布斯,而他对人的假定就是比较黑暗的。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当中,人是纯粹理性、自私的动物,没有国家约束必然走向尔虞我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没有什么尊严的。以后洛克改进了霍布斯的学说,主张上帝先于国家,道德法则在自然状态仍然适用;卢梭也强调“自然人”健康的一面,但是现代自由主义并不太重视这些方面,尊严话语完全被权利话语遮蔽了。


  不过在西方文明的深层意识中,尊严还是时隐时现的。《圣经》上说,上帝按自己的映像造人;假如人纯粹是罪恶的,那么上帝岂不也是罪恶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人有高贵的一面,因为他继承了上帝的高贵。只是这些零星孤立的论点没能形成系统学说,因为自由主义理论主要关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个人的德性则是道德与宗教的事情。


  上帝并没有死


  北京晨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也出现过“上帝死了”的声音,这不也是彻底推倒传统吗?


  张千帆:尼采是说过这个话,他的意思是他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信上帝了。这是信仰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愚昧的中世纪,解释《圣经》的权力掌握在教会和教皇手里,老百姓没有独立思考和信仰的权利。当时识字的人也很少,只能接受牧师对《圣经》的解释。但是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传到西欧之后改变了局面,人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都可以和上帝直接对话。这就是新教革命的起源。打破宗教垄断之后,上帝又复活了。其实你到美国的教堂看看,根本没有人在那里照本宣科,这样死气沉沉的地方谁愿意去呢?许多教堂里面是非常活泼的,甚至还有演摇滚乐的,都说在赞美上帝。所以上帝“死”了100年又活了。儒学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打破思想垄断,未尝不可以激活它。


  北京晨报:如何激活它呢?


  张千帆:可以参考基督教的例子,在中世纪,天主教搞思想垄断,真理皆出于教会,教皇成了上帝的化身,导致它一度衰落。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政教分离传统,耶稣自己说过“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西方最早的分权就是政治和宗教、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的分离,中国则长期政学合一,认为世界上只有一套正确的东西,而且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强制,“政”就是通过强力实施“正”确的东西。难道政府还能追求谬误吗?这就给思想垄断和权力干预提供了借口,导致学说僵化、万马齐喑。


  不奇怪的是,传统儒学是依靠“独尊儒术”而维持垄断的。一旦政权垮台,它也就岌岌可危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学失去了权力支持,就像一个失去拐杖的瘸子,自然难以支撑。经过1915-16年的新文化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儒家传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如何走出中世纪


  北京晨报:冯友兰先生曾说,东西方哲学在源头的地方是差不多的,但西方哲学完成了现代化,东方哲学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所以处处不如,问题是儒学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


  张千帆:中世纪这个比喻很好。中世纪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思想专制。这是教条主义传统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中,道家略好,老庄有怀疑主义思想,剩下的都强调思想专制,坚持自己绝对正确,一个比一个厉害。孟子说杨墨是迷途羔羊,儒家有义务去拯救他们呢,这样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教条主义偏执在西方历史上也一直存在,而且比中国还厉害,宗教战争不知死了多少人。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假定一种真理,不允许质疑和反驳,只让你好好学习,这样就扼杀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这一套。我在教宪法课时,特别强调怀疑主义和宽容,即使你认为别人说错了,也要宽容和尊重。其实这应该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小学就应该教。你看网上的那些愤青,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100%正确,不能宽容不同意见;只要别人不同意他,就是弱智、白痴或道德败坏。这和我们的教条主义教育模式有很大关系。


  今天的环境其实最有利于中国人反省。几代人上上下下折腾,今天独信这个,明天独信那个,反而离真理原来越远。历史教训应该促使我们认真去思考,真理是没那么容易掌握的,自己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要尊重反对意见,培养宽容精神。其实这和儒家学说的本质不冲突。真正的儒家是很自信的,因而也可以很宽容的。既然儒家相信人性善,那么也就应该相信不同意自己的人也有掌握真理的能力。


  如何成为有尊严的人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成为有尊严的人呢?


  张千帆:我之所以青睐儒家,是因为儒家“君子”提供了道德人格的原型,而且儒家经典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实在太多了。你把关于君子的描述都找出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就还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尊严。在孔子看来,如果达不到君子的要求,即使你是君主也没有尊严。


  我对儒家学说的复兴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有一种自然的说服力。儒学比较适应人性,而且从每个人自己入手,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只要你相信自己,认真对待自己,你就可以得到尊严,不论你是谁。从天子到庶民,都需要修身;虽然各自使命不一样,但作为人都要遵循一套做人的原则。


  北京晨报:很多人认为,制度变革才是根本,制度好了,人自然变好,您怎么看?
 
  张千帆:这恰好说反了。制度当然有作用,制度改革能帮助我们重建个人尊严。但是从因果上看,一个没有尊严的人群是不可能推动制度改革的。如果一切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那么任何改革都不会发生;最后只有革命,但是只能越革越糟。今天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所以应当充分利用这个空间,让道德和思想生长起来。任何制度变革都以公民建立起适当的尊严和道德为前提。在当下中国,任何人都不可能控制你的全部生活;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终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走什么路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也不可能强迫你选择。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自己该做什么,变革才会到来,不可能等变革发生后,再去树立尊严。


  超越制度决定论


  北京晨报:儒家不也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吗?


  张千帆:但儒家绝不会主张把制度改好之后再来改造自己。不管在什么制度下,自己都要好好做人,做什么人、走什么路是关乎自己人生意义的事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应该积极推动制度进步才是。“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尤兴。”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制度”,一切希望都寄托于“顶层设计”,怎么可能是君子所为呢?让“制度”承担责任,最后的结果就是没人承担责任,社会当然也不可能进步。儒家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对社会承担一点应有的责任,也可以说是要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上一个十字架——也许不是一个那么沉重的十字架,而是每个人量力而行可以承受的十字架。


  北京晨报:“顶层设计”的提法有些模糊,毕竟历史很少是设计出来的,它有自身的规律。


  张千帆:是的。所以“顶层设计”应该改为“顶层配合”。到今天,中国不能寄望于政府指导人民,带领人民奔向某个伟大目标。改革的动力应更多来自民间,上层则顺应时变,上下互动才能进入改革的良性循环。


  恢复我们的耻感


  北京晨报:在尊严话语中,过多强调责任,很少涉及权利,这是不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阻碍?


  张千帆:这不仅不是障碍,而且是儒学的特殊价值所在。尊严当然包含权利,一个没有权利意识的人显然是没有尊严的;但是一个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履行义务的人同样也没有尊严,而且也得不到权利。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承担责任、不承担风险的人即便占了便宜,也只是和动物一样活着。一头猪不就是活得更舒服一点吗?一个人要是那样,他的人性体现在哪里呢?人活着是要思考、要选择的,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损人利己甚至祸国殃民的方式能过得更好,那种生活值得过吗?动物就没有这个问题,扔出一根骨头,一群狗上去疯抢,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人可能就会有所顾忌。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儒家提醒我们每个人要不断反思自己,发现真实的自我。


  北京晨报:我住在天通苑,人行过街道上到处是行人扔的废纸,大家习以为常,可前几天网友拍到三个英国人义务在那里捡废纸的照片,并贴在论坛上,网友们都感到很惭愧,也许现代人应该更多扛起责任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好社会?


  张千帆:感到惭愧是好事,这是内在尊严的自然反应,表明我们多少还有尊严感,只是大家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让你的尊严感麻木乃至泯灭。其实你北大天桥对面的围墙里也到处是垃圾,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小到地铁里吃东西、随地吐痰,大到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我们的耻感近乎泯灭了。现在似乎只有靠离生活很遥远的航母、卫星才能维护我们的面子,但是对自己生活周围的这些事却习以为常、置若罔闻。对维护公共环境缺乏自律,对损害公德的行为缺乏廉耻,自己的权利受损又不敢站出来抗争。很不幸,这就是我们多数人的状态。


  西方人当然不懂得什么儒学,但是我看他们许多人反倒称得上是儒家君子。个人行为很自律,“行己有耻。”这说明,尊严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中西可以互相交流;我们有学理,他们有实践,彼此可以取长补短。只要有一个自由交流的环境,恢复我们的尊严并不难。在不久的将来,尊严会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来源: 北京晨报 | 来源日期:2012-05-14 |  作者:张千帆、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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