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陵：“新常态”下的中国转型再思考

　　眼下中国最热的词差不多就是“新常态”了，并且“新常态”这个词已经不只是指经济方面了，更是对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一种描述了。所谓的“新常态”就是对过去三十多年片面以GDP为中心高速发展经济的一种反动。中国转型开始进入“新常态”时刻，在“新常态”下，对中国转型应该有些新的思考。我将自己的思考概括为“生态文明天下为公，共生主义治理转型”。

　　生态文明天下为公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社会转型是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来开启的，认识到转型是一场重大社会变迁则是在一系列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在1872年上书大清朝廷时指出中国正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从今天来看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工业化。所谓的转型其实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或者说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一直在对西方工业国家进行追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近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了。“超英”已经成为过去，“赶美”就在当下。但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能源高耗，中国社会已经处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困境之中(温家宝，2007年)。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适时提出中国社会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将转型目标从建设工业文明转向建设生态文明是对文明更替的一个顺应。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常态”就是中国从追求工业文明转向追求生态文明的一个开始。生态文明将抛弃GDP中心，抛弃人类中心主义，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具有全球意义，当全球在工业文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钱宏，2011)之时，重建生态文明下的全球秩序将成为必然。2014年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在书中他说世界秩序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政客可以随意捏造的物品，而是特定民族的性格与经历所塑造的文化、历史产物。世界秩序会打上影响世界秩序构建国家的深刻烙印。经过高速增长的中国再一次占到了世界的中心，在最近的亚太会议、亚信会议、G20会议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过程中将迎来一个“中国时刻”。那么中国对全球秩序想象是什么呢?中国古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中国人对天下的追求和梦想。公者共也，倡导全球生态文明下的天下共生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新新文明下的重大贡献。

　　共生主义治理转型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已经从一元化转变为多元化。同时，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使得整个社会处于斗争内耗之中，权利中心主义面临巨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 钱宏先生引进了共生主义，改造了共生主义，倡导从权利概念到共生观念，主张社会转型通过治理协商模式来完成，提出“社会元勋立宪制”。这和我们新时代提出的社会创新治理转型几近一致。

　　对治理转型的探讨源于对社会冲突的担忧。自2001年开始，新时代开始研究、关注维权抗争、社会冲突，先后与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了“治道变革与中国发展论坛”和“中国社会转型论坛”，对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2006年新时代与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河北王家营和谐实验课题组，开创了民间社会协商治理社会冲突的模式，此后将这种模式在吉林、河南、河北、广东、福建、山东、浙江等地进行过多次实验，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社会实验的基础上，2008年提出了多元协商的治理转型道路。从2013年开始新时代开始有计划地在一些地区进行治理转型实验，以社会创新方式培育社会组织，以多元共治的模式推动地区善治，期待为整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建立一个示范区。

　　2014年11月

　　作者介绍：周鸿陵，1962年生于河北任县，长期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探索和实验，治理转型的倡导者，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