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氏意学”的四大组成部分：字学、史学、经学、意学

“蔡氏意学”的内容，从形式上分，包括四大部分：字学、史学、经学、意学，简称“字、史、经、意”。以后，我诠释“蔡氏意学”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是四条主线。这四门学问也可以分别称作“蔡氏字学”、“蔡氏史学”、“蔡氏经学”、“蔡氏意学”。

尽管“意”是“蔡氏意学”的精华和灵魂，但是，不是空谈“意”，而是建立在对“字、史、经”的扎实的研究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博学与文，而约之以礼”。 “蔡氏字学”、“蔡氏史学”、“蔡氏经学”是前半段“博学与文”的功夫，而“蔡氏意学”是后半段“约之以礼”的功夫。

字学，就是对汉字字源意义的解释，主要是对甲骨文、金文字形的解释，发掘字形中所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思想信息。可以重新复原《老子》、《庄子》、《周易》所记载的“结绳时代”的历史场景。结绳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文明的内核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定型的。

“蔡氏字学”的核心观点是，甲骨文、汉字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契约文字、义理文字。甲骨文字形的关键结构，不是来自对具体事物的象形，而是对此前的成熟的契约符号的继承和借用。契约符号包括两套系统，结绳系统和书契系统。

历史上，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往圣继绝学”，有些也往往会标榜自己的学问是一千年或两千年“不传之学”。现在我也要说，“蔡氏意学”的“文字契约说”是中断了2500年的“不传之学”。

甲骨文和金文的造字原理，主要要对契约符号的继承，象形是次要的，边缘性的。春秋之前，中国的社会都可称之为“契约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是靠契约，即“结绳而治”。尽管，在尧舜之后出现了政府，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居次要地位，契约依然是主要的。

自春秋时期发生“礼崩乐坏”后，汉字源自契约这事实便被遗忘了。东汉的许慎在写《说文解字》时，对汉字的契约起源，就几乎一无所知了，而错误地将汉字的造字原理定为“象形”。尽管如此，《说文》中对汉字的契约起源还是保留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尽管少的可怜。

对甲骨文和金文来说，其重要价值并不在用字所组成的句子和篇章，不是句子和篇章所记录的信息，而是字形本身所记录的信息。当用契约符号来造这个字时，那时的“圣人”已经将当时的思想和历史信息注入到汉字的字形之中。

“蔡氏史学”有三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文明契约说”，一个是“文明交流说”，一个是“中国中心说”。

“文明契约说”，源自“文字契约说”，是“文字契约说”的自然延伸。通过“文字契约说”，可以发现甲骨字形中所包含的历史和思想信息，也是上古“结绳时代”的文明的重要信息。

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原始细胞，是人类社会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单元。契约符号也是上古时代，人们表达自己思想和意愿的符号载体，这是“文”。

儒家思想就是对契约时代的中国传统的总结，可以说就是“契约思想”。孔子的“仁”，是二人，其原型就作为契约双方的二人。

因此，研究人类文明，就必须研究早期人类历史中的契约时代，即结绳和书契时代，而这样的时代唯有上古中国有。

“文明交流说”是说，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个中西交流的历史，这种交流在远古时代就发生了。目前可以凭借考古证据而明确识别，最早的中西文明交流发生在8000年前左右。

    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西文明的交流，就开始常态化，以大约4、500年为周期，持续发生。正是这种文明交流，导致中西历史发生周期性的同步变化。西方历史表现为周期性的文明的更迭，中国则表现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同时，在这种文明交流中，中亚游牧一直发挥这重要的中介作用，是中亚游牧连接着中国和西方，尽管是以暴力和战争为主要的交流手段。

“中国中心说”是说，人类文明中的核心要素是起源于中国的，并通过文明的交流方式，经过中亚游牧而传播到西方。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中西交流的，但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占主导，是西方跟着中国走。西方的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不断的进步，就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其进步的总方向就是中国文明的初始状态。

“蔡氏经学”是依托于“蔡氏字学”和“蔡氏史学”的，也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观点，“经”是“意”的载体，是来表达和阐释“意”的，“经学”即“意学”。

第二个观点，从形式上看，“经”的基础在“字”，而“字”的基础则在“文”（契约符号）。因此，要把经学搞透，仅仅盯着字还不够，还要盯着“文”。只有把“文”搞透了，才能把“字”搞透，然后把经搞透。从这个意义上说，“字学”也是“经学”。

清朝的儒家对经学的研究，只追到字上，认为把字搞透就可以把经搞透，因此，他们搞出了“考据学”。这注定清学的失败，而且是惨败，因为最终经学体系在中国出现了大崩溃。

    “蔡氏经学”的使命之一，就是重振崩溃的经学。

第三个观点，“传”在“经”之前，“传”重于“经”，“传”是本，“经”为末。自东汉以后，对“经”“传”的本质和次序就搞不清了，完全搞反了。

    也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理解，从“文”到“字”，再从“字”到“文章”（书、经）的发展过程。这里概要性地说一下。

对于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而言，结绳和书契本身记录信息的能力有限，绳结和契齿文仅仅能够记录数字，因此，结绳和书契本身更多地是契约符号，而非是完整的契约。完整的契约应该还包括详细的契约条款，这些是通过被赋予在结绳和书契之上的语言来实现。即完整的契约包括两个部分，作为契约符号的结绳和书契，以及与结绳和书契相配套的口耳相传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传”。

也就是说，在契约时代，信息的表达是一种复合方式，既有符号，又有语言。但是，主体是语言，符号仅仅是一种凭信和线索。

    在甲骨文时期，尽管，作为契约符号的“文”开始与语言相结合，被用来直接表达语言，有了发音，这就是“字”的出现，但是，此时的“字”依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此前的“文”的特征，即契约符号的特征。信息的表达是一种复合方式，既有符号，还有与符号配套的口耳相传的语言。

中国的《五经》最初的文字化，是发生在西周，是用金文的形态写成。西周，在中国历史中是非常晚的，中国的文明的内核，中国的“义理”，中国的“意”远远在这个之前已经存在了。在之前，这些东西是通过主要通过语言来传承的，即“传”。

    因此，不仅“传”在“经”之前，而且“传”是“经”的根本。

“蔡氏意学”是基于“蔡氏字学”、“蔡氏史学”、“蔡氏经学”的，其实，“字学”、“史学”、“经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意学”，“字”、“史”、“经”都是“意”的表现形式。

也可以这么说：“字、史、经”是形而下之“意”，而“意”则是形而上之“字、史、经”。

    由于灵魂不可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意”也不可脱离表现的载体而单独存在。“意学”只是对意的理论上的总结。

“蔡氏意学”有两大核心观点。

一是，“意自由”、“意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其他的自由，包括宗教意义上的自由，权力意义上的自由，都是伪自由。人的本质在意，人的独立和自由，就是“意”的独立和“意”的自由。

第二个观点是，中西文明的差别就在意的独立程度上，以及意的表达方式上。

中国自文明之始，就实现了意的独立和自由，并用抽象的符号——文（契约符号），去表达意。而西方至今都没有实现意的真正独立和自由，是半独立好半自由的，因而，西方也不习惯于用抽象符号去表达意，而用具象的表达体系去表达。宗教时代的神像体系和神话、神学体系，实质上是意的表达系统，是具象的，但也有一定的符号含量。进入现代文明后，西方的意的表达系统由宗教系统换成了物质化权力系统、经济系统，用权力和财富去表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