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三农现代化途径研究

　　三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之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分散居住、分散经营的农民无论是在计划关系，还是在市场关系中都缺乏谈判能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因此，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其有组织参与市场活动。这是培育农村市场主体的关键。其途径是建立类似于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农会”和“农协”的合作组织。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今天谈的农民合作组织，不是过去的生产合作社，而是为农户提供流通和金融服务的合作组织，如信贷合作社、流通合作社等。农户参与的合作组织进入市场，可以克服农户因分散而产生的市场不平等地位，提高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克服农户人力资本存量较少、市场知识不足的缺陷，抗衡经济领域各环节“歧视性”价格，避免中间商的中间盘剥。

　　从我国农村的现实出发，农民市民化必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导向，也就是以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均等为抓手。现在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只有进城才能享受到。这就产生农民进城获取市民权利的趋势。其结果是城市的各种福利水平会严重下降，由此产生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代价。克服这种代价的途径是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由此解决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其生活方式与城市人基本没有差别。农民市民化必须解决农民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贫困家庭的基本需要的定义，首先，它包括一个家庭在个人消费上的基本最低要求，如充足的食物、居所、服装、家庭设施和服务.其次，它包括由社会提供并使社会受益的基本服务，如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公共交通、健康与教育设施。

　　显然，农民基本需要的满足，不只是其家庭消费的基本需要，还要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程度实际上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二是农民享用公共服务的支付能力；三是现存的所有制障碍。

　　首先是农民对文化、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支付能力。文化、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属于非纯公共产品：一方面需要政府负担一部分费用，另一方面又要求享用者支付一部分费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由支付能力的差别产生享用公共服务的差别。收入越高，支付能力越强，享用的公共产品越多，反之，收入越低支付能力越低（主要是农民），享用到的公共产品越少，甚至享受不到。因贫困而失学，因贫困而缺医少药等情况基本上都出现在农村。这就提出享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纵向公平的要求。通过公共财政的支持，使低收入者和贫困家庭也能享用基本公共服务。现在正在推进的免费义务教育就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就学问题。

　　其次是不同区域的财政能力。基本公共服务是要由财政支付的。由于不同地区的财政能力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也就是说，某个地区以GDP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财力越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该地区的生活和居住条件越优，反之则越劣。在现有的价格水平、现有的投入和现有的发展条件下，靠农村的GDP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税收收入和居民收入，无论如何不可能使农村生活条件达到城市水平，反而造成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居住条件差——人力资本减少——收入水平更低。显然，要使农村居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与城市居民平等，至少在现阶段，需要改变长期依据各地的GDP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各地的居住和生活水平的思路和相关政策，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民享有大体相等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

　　第三是所有制障碍。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实际上是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的分割。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居民大都是国有企业职工，农民是集体的甚至是个体的。由此产生的鸿沟是，国家可以对城市直接投入，而不能对农村直接投入。城市可以统筹医疗，但农村只能合作医疗；城市可以建立政府介入的社会保障账户，而农村还没有。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政府也不只是国有制经济的代表，而是全民的代表。因此政府对农民的支援不要再受所有制限制，特别是政府介入的社会保障应该惠及农民。这样，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方面。

　　以上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是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提出的。归结起来，农业现代化突出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农产品品质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应突出农民市民化。在这个高度上推进三农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现有农村和现有农民的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