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当前中国需要稳健的三农政策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农村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变之中。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城。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6%，提高了20个百分点。就是说，在10多年时间里，有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农民进城。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有所不同，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往往并非农民全家进城，而首先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即农民工的进城。这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父母和子女大都仍然留守农村，进城农民工在年龄比较大、城市就业有困难从而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也会返回农村。正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避免了中国城市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他们承包的土地仍然由留守农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种，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民家庭中，农业收入没有减少，进城务工却大大地增加了农民家庭的务工经商收入。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获得了就业与收入机会，增加了农民家庭收入，同时也造成了农民的家庭分离，尤其是代际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三留守”问题。那些进城务工经商成功者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留守农村的父母和子女也体面进城了。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农村人财物等要素流出农村流入城市的过程，也伴随着农村逐步的衰落和萧条。

　　与城市化同步的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农村传统价值基础的瓦解，及由此引起的农村社会秩序的变化。农村的这种变化是剧烈的，因为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是极为快速的。剧烈变化必然会有不适应症，甚至会有阵痛。这些不适应症和阵痛正是当前风行各种自媒体的回乡见闻的主要内容。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并非农村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背景下，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农村社会发生的调整。

　　与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社会转型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改变。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给农村越来越多的转移支付。对农民生产生活影响极大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很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从农民家庭收入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早已解决温饱问题，正在迈向小康。农村建房热、买车热此起彼伏。农业方面，虽然农业劳动力出现了老龄化，农产品供给能力仍然稳步提升，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其中原因是，随着机械化的快速推进，农业正走出千百年来肩挑人扛的阶段，中老年农民也完全可以种好田。而农业本身的季节性、就业不充分性，也正好可以与中老年农民的休闲型结合起来。当前农村正处在史无前例的物质大丰富时期，中国农民也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变得衣食无忧了。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由于快速转型，农村产生了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农村具有巨大活力。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面，国家正着力破除各种影响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城市完全向农民开放。另一方面，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都仍然是中国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进城可能失败，进城失败后，返乡是他们的底线选择。为了保护农民返乡的权利，当前国家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制度措施。这样一种保护农民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成为了保护型的结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中国农村“人均不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虽然不能让农民致富，却可以为农民家庭提供保底。正是有了农村的住房和土地，有了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进城农民才敢于在城市打拼。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又避免了中国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从而为中国应对经济周期和社会政治不稳定提供了条件。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这个过程中，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保留两亿多农户的农业收入机会，保证进城失败农民工返乡的权利，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农民进城是一个过程，其中还会有多次的反复，这个过程中，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是必须的。

　　稳健的三农政策以及稳健的城市化战略是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