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当农村趋于凋敝农民却未“终结”

　　不知起自何时，怀有乡愁，记住乡愁，成为已经城市化的人们的一种情怀，然而，思念寄于何乡何土却已然成了问题与困惑。

　　村庄里的“总书记”

　　骥村，是我们长期做农民口述历史的田野地点，前些年利用国庆假期的骥村之行遇到一件事，让人啼笑皆非却又心酸不已。在村中走家串户时做访谈时，一位称自己为“总书记”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与我们一一握手，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吗？”看到我们摇头，他接着说“你们连总书记都不认得？”旁边的村民轻声告诉我们：“这是××家的三儿来平，大学生，头脑有毛病了”。慕然，三年前访谈过的一位女性的身影浮现出来——来平的母亲，念过书、村里公认的有文化爱拉话的婆姨，也是我们难得的资料提供人。

　　回想起那次访谈，主要内容都是在说她三儿的病，以至我们想了解的家庭生活史的其他内容都没怎么涉及。来平是村中少有的“爱念书的好娃娃”，考上了当地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学所在城市的市政公用局（村民们都说那是个“可好的单位”）工作；来平在大学时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但分配时女朋友却去了当地的另一个县，二人因没能在“一搭里”而分手。这次失败的恋爱成为来平精神分裂症的诱因，自此“他的脑子一下子难活（难受）了，到了办公室呀一满（完全）睡不成，又怕，难活得甚也解不开（不明白），乍他不想活了。西安上去，就用那个电片片（电击疗法？）呀”（以上为来平母亲讲述）。经过住院、电疗、吃药等治疗过程的来平没有能够康复和回到工作岗位，而是回到家里，至今每天在村里游荡；因失眠有时半夜三更还到村民家中要和人拉话。而三年前满面愁容地讲述儿子病情的母亲因为过度操心、难过加上自己患了重病，已经撒手人寰。我查了一下三年前的访谈记录，她当时也只有63岁。如今剩下70多岁的老父亲无力照顾患病的儿子，只好任由这位“总书记”在村子里“游串”。

　　第二天早饭后，当我们再度走下山坡去村民家中访谈时，“总书记”已经在路边等候了——他今天衣着光鲜，脸也洗得干净；色彩明亮的衬衫上打着簇新的领带，外着旧式警服，衣兜中还露出钱夹。更为难得的是，他今天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总书记”，并且准确地向我们介绍他名叫×××，小名叫来平。依旧是走上前来握手，但握住后就不肯松开；这样握着手走路很别扭，于是我费了好大劲才把手抽出来。“总书记”说：“你搽的是大宝（护肤品）吗？喷鼻的香。”接着又是比身高，说“个子高了不好看”。（据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说：这种表现是典型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一般在青春期起病，亦常与婚恋受挫有关。其症状多为急性骤起失眠兴奋，行为紊乱、幼稚，常冲动打人毁物；情感不稳，无外界诱因而独自喜怒哀乐变化无常，瞬间即转变。思维明显破裂，言语增多，无论唱歌或讲话都是杂乱无章，可有片断离奇的幻觉妄想，等等。）与昨日不同的是这次他把自己当成我们中的一员，执著地跟着我们走家串户，插话打岔，有时让人哭笑不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访谈工作。

　　岂止是来平一家的困境

　　面对这位村庄里的“总书记”，听到村民讲述他的遭遇，着实让人叹息不止。人们议论说，一个聪明娃娃，书读的好，大学都毕业了，好工作都有了，就因为一次“恋爱失败”成了“憨憨”（精神残障者）。农民家庭供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多么不易，这下家破人亡，他本人前程也毁了。村民们感叹这是多么不值，也多少会埋怨这个年轻人太过脆弱，经不起一点挫折。但人们不易想到的是，一个农家娃，被全家含辛茹苦地供成大学毕业生，要以怎样的方式回报家人，又承受着多么大的责任和压力。

　　先看农村的教育资源匮乏情况：前几年，骥村的孩子们在完小毕业后，可以选择在乡镇中学或者在县中学读初中，毕业后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少数准备考大学的升入县城高中就读。由于乡镇中学质量低下，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县中学人满为患，一个班通常有100多个学生；而乡镇中学因生源减少而日渐萎缩甚至难以为继。

　　我们房东家的小姑娘村小学毕业后在相距20多公里的县城上初中，在校住宿。因学生太多，不仅上课的效果受影响，连食宿甚至喝水都成了问题，她母亲就曾抱怨说，“孩子生病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只能喝凉水”。

　　现在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村庄小学：许多农家为了让孩子以后能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从小学开始就在县城上学，以至当年我们发现，村小学二年级只剩下一个学生，没法开课，三年级只有十几个娃娃勉强维持。娃娃在县城上小学一般还需母亲跟过去在县城“赁房子”，照看、做饭，于是我们也发现一些村干部已经不在村中居住而是在“街里生下”（在城里居住）了。由此不难知道，在国家日益加大义务教育投资的情况下，农民的教育负担并没有减轻。这还只是中、小学的情况，供孩子上大学当然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与上述农民教育负担加重的情况相关联，在农民看来，从高中到大学要多念七年书，不仅多花了许多学费、生活费，而且少挣了七年的钱，被供出来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很好地回报家庭教育投资，当然是得不偿失的。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首先是人数极少，比如骥村许多年才出一两个大学生。如此，他们身上更是担负着尽快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以回报父母、供养弟妹乃至让全家脱贫致富的重任。相形之下，整个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却一年紧似一年，毕业未必能马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努力工作也不一定能得到升迁，更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收入丰厚回报家庭。如果把供娃念书看作是一种期待较好回报的投资，那么，对于普通农家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押宝赌博，而且获得回报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日渐增大。

　　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不难想象，来平的“处对象”失败很可能只是压垮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无法感受这个可以算得上优秀的农村后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崩溃过程，也无法真正设身处地体验一位农家母亲所经历的痛苦。这一过程中可能不无他个人性格弱点等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病症、这不幸的原因是个人的、家庭的，更是社会结构性的。这个村庄里的“总书记”是不是能让人想得更多更深呢？

　　城乡一体化的悖论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一边惊异于城市面积和人口的急剧扩张，一边又感叹着乡村精英的流失和乡村社会的凋敝，悲哀着乡愁无所寄托，并时常将其归因为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越来越突显，且似乎的确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并用结构性视角去看待分析这些问题，就无法回避这样的思考：今日乡村的困境包括老人自杀率上升、儿童认知能力偏低、家庭生活不正常等等仅仅是由于人口流动、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吗？

　　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通常是一个“农民终结”的趋势。“农民的终结”曾经是一个法国及西方国家的命题，而今天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命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农民的终结》的作者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终结”的。他所说的终结并非指农村消失了，农业不存在了或居住在乡村的人不存在了。其书再版时（1984年）法国正在经历作者所言的“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其表现为：（1）农业人口的外流仍在继续，同时乡村人口的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2）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第三产业人员经常占大多数。（3）家庭与经营分离，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4）通讯和交通网络进入乡村系统。（5）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70年代完成的）。“法国社会的这个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看不到：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里溜走，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当前在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运行机制。永恒的“农民精神”在我们眼前死去了，同时灭亡的还有家族制和家长制。这是工业社会征服传统文明的最后一块地盘。于是“乡下人”——成为化石般的存在物（【法】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1964 1984），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