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连接中日的文化使者

　　她的一生都注定与日本结缘。她的青春岁月、思想情感、学术研究都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时常感动于日本友人对她的关爱，也时常痛苦于日本历史上加诸于中国人民心灵的伤痛。也许她无法融开那横亘在中日两国历史之间沉重的冰障，但她仍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她的观察与思考，对日本这个国家与民族多一些了解与认知。她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

　　与日本的缘分

　　胡澎最初对日本产生浓厚兴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中日关系正处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蜜月期”。中国人也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经济方面，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刚刚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急切地想知道日本是怎样从战败后的废墟中急速崛起，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文化方面，《阿信》《血疑》《远山的呼唤》等日本电影、电视在中国热播，中国观众在熟悉了高仓健、山口百惠、中野良子等明星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过去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开始注意到这个民族中的含蓄、内敛与坚韧的性格。在那个时代，人们从报纸杂志上介绍日本高科技、新干线、茶道、花道的文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开满樱花的上野公园，人流如织的浅草寺和霓虹闪烁的新宿、银座等日本著名地标。

　　因为工作的关系，胡澎的父亲经常出访日本，而胡澎对日本的兴趣也正是从少女时代翻阅父亲出访日本所拍摄的照片开始的。她看到古朴典雅的日本庭院、历史悠久的名刹古寺、闹市街道上的汉字招牌，那种属于东方古风的神韵深深吸引了她。于是从那时起，她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亲眼去看一看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大学毕业后，胡澎决定去日本留学，实现人生愿望。也就是从那时起，她的人生便与日本结下了缘分。在靠近日本海的富士市，胡澎度过了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学成归国后，她又开始从事日本研究工作。如今，胡澎每天读的书大部分都是日文的，关心思考的问题大部分也是日本的，从事的课题研究更是关于日本的。可以说，日本，已经完全地融进了她的工作与生活。

　　回忆自己的留学生涯，有太多善良而友好的日本人让胡澎终身难忘。她忘不了在富山县日中友好协会长年义务工作的山田武代女士，像母亲一样关心和照顾她，为了让她能够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带她游览京都、高山、草津温泉等名胜。她忘不了她的导师三宝政美老师，常常在讲课的间隙拿出夫人准备的点心，泡上一壶乌龙茶，一边喝茶一边同她谈论鲁迅、日本的习俗、中国的文化。她忘不了热情好客的泽井先生，新年的时候邀请她去家里打年糕，体验日本的新年习俗。她忘不了那位叫做燕升司的友人，回国后每年她生日的时候都能准时收到他寄来的生日贺卡。每当胡澎想起这些，她的内心总会激荡起一股难以自抑的情感。

　　但是，对于日本这个国家，胡澎的心里还有一道深深的伤疤，这道伤疤不仅是她个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心灵上永远的伤痛。她忘不了大江南北的惨呼悲号，忘不了南京城外的血流成河，忘不了七三一部队的惨无人道，忘不了篡改历史的寡廉鲜耻。因此，对于日本，对于日本民族，胡澎的感情一直是复杂的、矛盾的。在内心深处，她渴望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的会翻过去，但现实却总一次次揭起旧时的伤疤。每当谈到这些，也令渴望中日友好的胡澎深感无奈和失望。

　　关注少子化问题

　　胡澎认为，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有着高度的相似度，很多日本社会发展的经验和长处，中国都应虚心学习，而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则应该提早发现，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因此，近些年来，胡澎一直关心关注着北京城市发展，注重把日本社会发展经验与北京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为北京城市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近几十年来，少子化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社会发展的最大羁绊。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逐年上升，2015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31.3岁，女性29.4岁。晚婚直接造成了晚育，2011年女性初次生育年龄平均为30.1岁。一些夫妻因为结婚太晚，干脆不要孩子，更加剧了少子化现象。

　　少子化最直接的影响是日本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农业、建筑和护理领域，人手不足现象十分明显。劳动力减少制约了日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限制了社会消费能力的延续。同时，少子化也关系到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少子化态势如不能有效控制，将给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竞争以及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以至于安倍晋三将少子老龄化称为“国难”。

　　胡澎研究认为，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年轻人经济上的不安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出于节约用工成本等方面考虑，逐渐采用了小时工、合同工、“契约社员”、“派遣社员”等非正规就业制度，使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较快。目前，25至34岁的日本年轻人中有近三成从事钟点工、派遣工等工作。男性非正规就业者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缺乏社会保障和职业上升空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结婚和生育。经济上不安定不仅会影响年轻人的结婚，还会影响他们的子女数目。高物价、高房费、高教育费等经济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轻夫妇“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

　　“应该说日本政府为了缓解少子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低生育率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我认为中国目前也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较快的态势，已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研究日本少子化的现状及成因，可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胡澎说。

　　胡澎指出，2018年《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北京市人口出生率自1991年下降到10‰以下，之后再未超过10‰。人口学研究一般把出生率在10‰以下称为超低生育水平。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的总和生育率排在31省市的后位。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携手而至已成为北京市人口新常态，如不能有效遏制，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和“养老恐慌”，对北京市的长期发展十分不利。

　　为此，胡澎建议，对本市人口现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进行摸底，对现有人口政策、生育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尽早全面放开生育限制，适时把鼓励生育纳入各类制度和政策设计之中;出台育儿与工作平衡的政策，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提高对婴幼儿的看护服务能力，减轻双职工负担。

　　发挥委员作用

　　“身为政协委员，就应当时刻牢记为民尽职的责任。多调查研究，多倾听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发挥联通百姓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胡澎表示，政协委员不仅是个人荣誉，更多的是责任担当。自担任市政协委员以来，她始终留意身边的提案线索，建言为民分忧、议政为民解困、监督为民谋利，让自己的履职更加符合群众的所思所盼。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已酿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发生后，广大政协委员们纷纷行动起来，为抗击新冠疫情献策出力，胡澎就是其中之一。

　　胡澎认为，在这次疫情中，中国采取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存在着一些短板，如政府作为唯一合法力量管理社会事务，在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治理上还不太善于调动民间力量。

　　“社会力量自身发育不足，很难做到政府和社会力量有效配合。民众已经习惯于被动等待救援，缺乏危机的预防能力与自救、互救能力。我们应汲取教训，将危机管控与提高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相结合。”胡澎这样说。

　　为此，她建议对那些推动社会进步、满足民众需求、防范危机的社会组织采取鼓励、扶植措施，放宽准入门槛，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危机防范和治理中，给予社会力量足够的空间与参与渠道。

　　作为日本研究专家，胡澎认为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基础，2000年的夏天，胡澎的日本妈妈山田武代带着两个孙女来北京旅游。在四天的时间里，胡澎的女儿陪着两个日本小姑娘游览了很多地方。看着她们在一起玩耍时快乐的样子，胡澎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她真心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心灵上不再有横亘在两国历史上的阴影，她们会真心喜欢对方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天空上再也没有战争的阴霾，只有一片和平友好的万里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