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陵：新世界体系的中国担当

　　新世界体系的中国担当

　　周鸿陵

　　2026年3月5日

　　一、崩溃与新生：大乱之世的大治曙光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十字路口。我们目睹的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更是人类文明范式的深刻转换。旧的世界体系——那个由美西方主导、以工业文明为基石、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全球格局——正在发生系统性、结构性的崩溃。这种崩溃并非偶然，而是文明演进规律使然：当旧有的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发展，当旧有的意识形态再也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现实，旧体系的解体便不可避免。

　　这种“大乱”，首先体现为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失序。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凭借先发工业化优势，构建了延续数百年的全球殖民与霸权体系。二战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这一体系的核心，通过美元霸权、军事同盟、文化输出与制度话语，维持着一种中心—外围的全球等级秩序。然而，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有效性与稳定性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逆全球化浪潮、保护主义抬头、同盟体系裂痕、国际组织失效、地区冲突频发，无一不在宣告“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的终结。

　　其次，这种“大乱”更深层地源于工业文明内在逻辑的耗竭。工业文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以标准化、集中化、规模化为特征，以无限增长为神话，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为导向。它在创造了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社会撕裂与精神虚无。支撑这一文明的意识形态支柱——以抽象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以资本增殖为最高目的的功利自由主义、以及西方中心论的线性历史观——在气候变化、贫富悬殊、身份政治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复合挑战面前，日益显得苍白无力、解释力贫乏且行动力匮乏。它所许诺的“历史终结论”已成幻影，它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屡屡异化为干涉他国的工具，信誉已然破产。

　　然而，大乱之中必孕育着大治的契机。旧体系的崩溃，恰为新文明的诞生廓清了空间。这场历史巨变的根本驱动力，在于人类正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信息文明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更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组织方式、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信息文明具有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内核：它强调连接而非割裂，强调协同而非独占，强调共享而非垄断，强调生态而非征服，强调意义的追寻而非单纯的物质积累。它内在要求一个更加扁平、开放、互联、智能的全球社会，即“天下大同”的雏形。在这个新文明范式中，壁垒必须打破，孤岛必须连接，协同成为必须，共生成为主流。而美西方固守的基于排他性霸权、零和博弈与文明优越论的旧思维，恰恰构成了文明转型的最大障碍。

　　因此，当今世界之“乱”，表象是国际秩序的失衡，实质是文明代际更迭的阵痛;是旧世界的挽歌，也是新世界的序曲。

　　二、文明转型的阵痛：既得利益者的最后挣扎

　　当前“大世之争”的根源，绝非简单的国家间权力转移，而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范式向信息文明范式的整体性、历史性跨越。在这一跨越中，不同的文明主体基于其历史路径、制度结构、文化基因和在旧体系中的位置，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适应性与主动性。

　　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工业文明时代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和旧世界体系的设计者与主导者，其制度、经济、社会结构与思维模式已深度嵌入工业文明的逻辑之中。从华尔街的金融霸权到化石能源集团的利益，从军工复合体的扩张需求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话语霸权，其整个权力结构的维系都与旧体系息息相关。信息文明的兴起，意味着权力来源、财富创造方式和国际规则的重塑，这无疑动摇了其霸权的根基。因此，与其说美国是在刻意“遏制”某个特定崛起国，不如说它是在以霸权之力，抗拒一场使其传统优势相对化、甚至过时的文明演进潮流。这种抗拒，表现为一种体系的、本能的“最后的咆哮、最后的疯狂、最后的挣扎”。

　　这种挣扎以多种形式对世界造成伤害，同时也使其自身反噬。在经济领域，美国抛弃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原则，挑起全球性贸易摩擦，滥用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试图以保护主义壁垒和科技脱钩来维护其技术优势与产业主导权。这不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迟滞了世界经济复苏，也破坏了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最终损害了包括美国消费者、企业和全球经济增长在内的各方利益。

　　在政治与地缘战略领域，为维护全球霸权，美国愈加依赖军事威慑、联盟政治和代理人战争。其发动或参与的多场局部冲突，背后往往有维持地区控制力、保障能源通道、兜售军火乃至转移国内矛盾的复杂动机。这些行动在相关地区造成深重人道灾难，催生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也使得地缘政治热点持续高温，世界和平愈发脆弱。其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功利态度，严重侵蚀了全球治理的法治基础。

　　在道义与规则领域，美国的行为日益凸显其双重标准与霸权逻辑。一方面高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却屡屡绕开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单边行动;一方面指责他国“胁迫外交”，另一方面却将制裁作为家常便饭，甚至出现扣押他国高管、策划颠覆他国政权等极端行为。这些行径不仅撕裂国际社会，也使其自身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因严重的言行不一而信誉扫地。

　　究其本质，美西方的挣扎是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这一历史规律的当代体现。信息技术作为这个时代最活跃的生产力，要求与之匹配的全球性开放协作网络、数据要素的顺畅流动、知识成果的广泛共享以及更加扁平化的创新生态。而旧体系下的技术垄断、市场割裂、知识壁垒和等级制控制，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大世之争”的核心，是进步的、开放的、协同的信息文明逻辑，与保守的、封闭的、霸权的工业文明残余逻辑之间的历史性较量。生产力的洪流终将冲破旧生产关系的堤坝，这是所有挣扎与疯狂无法逆转的大势。

　　三、心学之光：信息时代的中国担当与文明指引

　　在旧体系崩解、新文明胎动的历史关头，世界呼唤新的担当者与引领者。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实力与发展动能，更需要提供能够契合甚至引领新时代精神的思想资源、价值体系与文明方案。中国，以其独特的发展道路、文化传统与时代实践，正展现出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潜能。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恰如一座跨越时空的思想桥梁，为应对信息文明的挑战、构建新世界体系，提供了深邃的东方智慧与哲学指引。

　　第一，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全球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确立哲学基石。

　　信息文明的技术本质是连接，其社会理想是构建一个全人类乃至万物深度互联的命运共同体。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此提供了最高范式的哲学总纲。王阳明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这种将自我与他人、社会、自然乃至宇宙万物视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体观”，超越了工业文明主客二分、人类中心、国家本位的狭隘视角。

　　在“一体之仁”的观照下，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绝对的、排他的主权博弈，而是在人类共同命运框架下的协同共生;发展不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以掠夺他国和自然为代价的“特权”，而是所有国家地区在互联互通中共享机遇的共同进程;安全不再是零和的、绝对化的“本国优先”，而是普遍、包容、可持续的共同安全。这为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伦理支撑。它提示我们，新世界体系的构建，其精神内核应是“仁”的扩展，是同理心的全球化，是责任感的普遍化，是在数字连接的基础上，培育一种休戚与共的全球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