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鲁格曼的“保姆券”到过剩经济学

　　从克鲁格曼的“保姆券”到过剩经济学

　　党化民

　　一、真实“保姆券”案例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国会山保姆合作社”的圈子里发生了一次局部的“经济衰退”。这个合作社由互相帮忙照看婴儿的家长组成，成员大多是在国会工作的雇员——合作社名称也由此而来。

　　这个保姆合作社由大约200个家庭组成，互相照顾孩子。但是，如果采取记账的方式，则工作量很大、很烦琐。因此，他们使用一种类似货币的票证(或称为“保姆券”)来代替记账。合作社启动时向每个入社家庭发放40张保姆券，每一张均代表半小时的保姆服务，在高峰时期则代表15分钟。成员之间通过支付保姆券的方式获得保姆服务。如果退出合作社，则需要将所有保姆券还给组织委员会。中国读者了解这个故事，应该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本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里知道的。这本书在中国销售量很大。

　　很显然，保姆合作社的成功运行给国会山的职员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价值，让他们从看护小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交活动。但是，这个系统后来出现了故障，原因是这样的。对于那些新入社的成员来说，这40张保姆券，仅仅相当于高峰期10个小时的保姆服务。周末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就需要花掉5~6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周再受邀出席一场重要活动，紧急需要保姆服务，保姆券就不够了。这样一想，周末还是不要出门了，还是应该先帮别人照看几晚上孩子，攒些保姆券。这个想法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所有成员都是这么想的，就不会有成员愿意支付保姆券外出，而是待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于是“保姆合作社”形同虚设，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保姆合作社内部发生了经济衰退。

　　事实上，这是合作社在管理上的缺陷。不仅是新成员更愿意待在家里照看孩子积攒保姆券——所有人都抱有相同的想法。但如果大家都选择不外出，谁又能获得照看孩子的机会，赚取保姆券呢?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积攒保姆券，也都不愿意外出。合作社本来是想形成自我循环的永动圈，每对家庭保姆券的支出，将成为其他家庭的收入。如果成员都几乎不支出，自然也就不会形成收入。保姆合作社的衰退，帮助我们窥见了经济衰退的本质。

　　有些经济危机的发生，看不到明显的病灶。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水灾，但危机还是发生了!各种经济要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改变，甚至更好了。厂商、办公楼和路桥的数量并没有骤降;石油、天然气及金属矿物的储量也并没有枯竭;劳动力也并没有出现短缺;企业家仍然愿意生产更多产品，失业者也愿意走上岗位，赚钱和消费。但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就是无法正常运行。相似的，保姆合作社中的国会雇员们都希望保姆合作蓬勃发展——也就是每个周末外出聚会和照看婴儿交替进行。但这个愿望无法实现。相反，每个人都被迫待在家里，郁闷而沮丧地照看着自己的孩子。

　　保姆合作社主要是由律师负责运营的(这可是在华盛顿)，所以他们想通过硬性规定终结衰退。“他们认为，有些成员在逃避责任，外出次数过少，不爱社交，这一风气破坏了合作社的运营。”合作社开始强制推行“每年必须外出两次”的规定，此规定旨在丰富成员社交生活、刺激保姆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遗憾，这个规定没能奏效。后来，合作社委员会放弃了无效的强制手段，转而采用市场手法，这回终于奏效了。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多多印券。具体来说，就是再给每个成员增发10个小时的保姆券，新成员在加入时也多获得10小时的保姆券，但在退出时则仅需偿还20小时。曾经很少且不断萎缩的货币供给现在变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神奇的是，衰退结束了!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就是这么简单!

　　保姆经济由兴盛到衰退，再到成功走出衰退的例子，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太多的借鉴意义。“国会山保姆经济模型”引发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激烈辩论，下面介绍这些内容。

　　二、“保姆合作社”引发的经济学争论

　　“保姆合作社”出现经济衰退的根源，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需求不足导致衰退：合作社内部仅有很少的人愿意支付“保姆券”雇佣他人照看孩子，于是很多愿意帮别人照看孩子的人找不到做保姆的工作，失业了。

　　问题是，这个微小的案例，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我们这个要复杂得多的宏观经济呢?亚当斯密从大头针制造厂的案例思考宏观经济学问题，最后证明是对的。40多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案例揭示的道理是对的。但是，后来，宏观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被称为“咸水派”的经济学家，主要来自于美国东海岸的大学，他们或多或少支持凯恩斯有关经济衰退的解释，另一派被称为“淡水派”，主要来自美国内陆的大学，他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毫无价值。

　　咸水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布赖德·德龙(Brad DeLong)。这一学派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信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或者大萧条，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只有增加货币供给和政府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才能帮助经济脱离不景气。这一学派的主要拥趸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等美国东西海岸地区的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因为靠近海边，所以被称为“咸水学派”。又因为他们信仰凯恩斯主义，所以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学派”。

　　与“咸水学派”持相反观点的就是所谓的“淡水学派”，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只是一个经济周期的必然现象;经济危机是好的，它可以帮助市场出清、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他们同时认为财政刺激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所以对经济刺激效果非常小，而且还是要很长时间的才能显示出很小的经济效果。他们反对经济的大规模刺激，主张减税，认为要让老百姓来决定花钱。他们主要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市场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张小政府。主要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法玛教授(Eugene Fama)、科赫然教授(John Cochrane)以及贝克尔教授(Gary Becker)。因为芝加哥大学坐落在五大湖边，所以这个学派就被称为“淡水学派”或者“甜水学派”。他们的观点来源是古典的“李嘉图均衡”和“萨伊定律”，所以这个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派”。

　　针对国会山保姆券这个案例，淡水派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源自一个前提：人们是理性的，以及市场能发挥作用;但是，在保姆合作社的案例中，这个前提却被破坏了。在他们看来，出现普遍性的需求不足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价格的变动总能够使得供需达到均衡。假如人们需要更多的保姆券，保姆券的价格就会上涨，比方说一张保姆券从原来的每张代表30分钟提高到每张代表40分钟，或者说，提供一个小时的保姆服务所需的票证数量会从2张减少到1.5张。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自然得到解决：流通中的票证的购买力将会提高，人们将会感到没必要储存更多票证，因此也就不会陷入衰退。

　　淡水派经济学家属于纯理论派，而咸水派的人则是实用主义者。淡水派在理论上似乎很完美，而咸水派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止步不前。但危机还是爆发了，这说明淡水派的理论有缺陷。因此，咸水派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仍然是有必要的。

　　我们仍然回到保姆合作社的例子上来。对于淡水派价格调整的观点，本文作者提出如下不同意见。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增加消费的边际效用会小于或等于零，而增加储蓄的边际效用至少大于零。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些个体，他们会不断地累积净储蓄——窖藏。经济越发展，实施“窖藏”的个体就越多。这样一来，流通中的货币，就会被他们窖藏起来，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在宏观上就表现为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同时也必然对应着经济衰退。给宏观经济系统添加了“窖藏”行为以后，淡水派主张的价格调整就会失去作用。因为无论价格如何调整，窖藏不可避免，价格调整永远无法到位!甚至货币越涨价，越会驱使人们储蓄，那些本来商品消费尚未达到饱和的个体，也会加入到“窖藏”的大军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