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

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

                      蔡志强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并向实体经济蔓延，形成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摆脱严峻的国际经济危机的阴影。与此同时，如何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是当前需要加意解决的问题。

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传导的风险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危机成因的多元性。社会过程中的危机情境与危机压力、危机心理、利益归属、政策过程、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件有关。当前的危机情境则直接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相关。这一危机情境的形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管理缺陷与管理失范。奥利弗.E.威廉森认为，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结合，将导致社会产生极多风险。[1]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技术实现治理，但是技术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则可能导致精细的管理系统失灵。而一旦管理制度本身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则可能直接导致灾难的扩散。二是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威胁和危险。一方面是如同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2]；另一方面是现代性和一体化潮流的背后，治理的规范连同发展的不确定性共同构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使得每一个自然事件和人为灾害都能够迅速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三是全球化引发的不同国家、族群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四是技术进步使得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此引致的信任体系的变迁而而可能使得危机急剧扩散。

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反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后工业化时代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追求利润的欲望。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它将意味着市场失灵造成的恶果可能同时导致政府失灵。当利益主导的力量在消解资源配给的公平性时，变迁的价值和变迁的社会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维持既有的秩序和公意。由此，对于美国等国的政府而言，恢复其对于市场的管制能力，确保政策过程既能够拯救陷于困境的经济，又能够避免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伤害，就成为市场化背景下避免社会动荡的自然选择。而当今天的政府和学者用流行的治理理论来对这个高度依存的庞然大物进行掌控和协调时，试图容纳众多社会群体的治理体系在建构社会平衡的同时，本身也成为这个动态平衡中不稳固和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人们建构的所谓体系在廓清自身边界的时候，必然会形成内部与外部、系统与环境、朋友和敌人的结构判断，一旦彼此之间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加剧社会的不平衡时，危机的传导将不可避免。笔者称之为工业社会经济危机状态下的危机情境。

二、危机内蕴的扩张机制确立了政府和社会在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的责任（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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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奥利弗.E.威廉森.王健等译.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页。

[2] [德]乌尔里希·贝克. 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三、规范制度，完善政策，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
（一）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进一步增强决策科学性，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和适度增长。经济危机的结果会加剧引发社会危机的那些不和谐、不均衡因素。在当前，中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责任与我们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任务重合在一起。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不完备的实际出发，对社会危机的成因和特点做细致分析，科学把握和积极减少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和谐因素，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当前我国克服危机政策实施的逻辑起点。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是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

谈到决策的科学性，谈到当前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蔓延，就无法绕开我们对于民主的认知，无法避开权利意识对人们行为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在危机情境下，对于权利的认知过程有时候回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危机所采取的的手段和技术。而我们知道，对民主的认知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目前学术界有关于民主合法性的认知过程，存在三种挑战：遵从的问题、苛求的问题、以及不公平比较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民主无法将社会组织为一个整体。“理由很简单，民主程序必须嵌入到它自身无法规约的情境之中”，这些情境是社会复杂性的产物。[1]由此，就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不完善的基本国情，确保社会民主的发育有序化，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

（二）用于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入应能够惠及社会弱势群体。我们知道，制度内在地体现了道德与责任的精神。人们对于制度的关心，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所服务的目的。[2]正因为如此，“制度的精神，它在公民心里造成的印象，是该制度所起作用的一个最重要部分”。[3]根据人类对于幸福和发展的需要，按照一种规则的和一致同意的程序对权利和义务进行修订，就显得特别重要。科学的制度安排，必须是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并自觉维护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制度绩效，笔者称之为制度的合德性与合法性。只有具备合法性和合德性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对克服经济危机，推动社会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制度的设计与施行则可能由于存在对公众合法利益的褫夺而成为恶的制度，进而动摇政府的权威。因此，针对4万亿投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施行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制度过程本身具有的公平性在一定环境下可能要优先于它对提振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中，拉动内需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拉动内需的政策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好维护公平和提高效益的关系，避免在经济低迷状态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因为这种侵害本身构成危机扩散的通道，并使得用以防止危机传导的防火墙失去其屏蔽作用。因此，4万亿投入本身的面临的巨大价值风险和经济效益都需要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这种投入本身内蕴着我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希望，内蕴着我们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要求。因此，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为谁共享的治理理念化为具体的制度和项目管理方案，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上述目标。

（三）增加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减少失业群体的生存压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是在危机状态下，恢复信心的第一要义是确保就业。2008年，奥巴马的经济班子提供的经济恢复方案中，他只需要在今后2年解决250万人的就业机会，而2009年，中国政府需要解决2400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于大部分失业人口和新增劳动力来说，当他们无法享有生存保障的时候，许多人就可能为了生存走向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事实上存在的分配不公可以将人们财富遭受损害的信号放大，人们倾向于认可自身遭受的经济损失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导致理性化缺失的人们极易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府职能部门、其他社会群体的过激行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需要加意维护人们免受更大损失的心理需求，即在考虑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复苏经济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公平，杜绝政策过程对最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和损害。否则，危机状态下的政策过程极易导致一部分群体过度占有资源而另一部分群体难以保障基本的权益。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美国民众反对政府救助金融机构，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拯救暴利阶层的恣意妄为。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看，政策安排应在落实拉动内需的同时，保障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个社会建设的目标应该纳入4万亿的投入中加以统筹考虑。并确保最大可能地提供就业机会和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这是化解社会冲突需要着力解决的当务之急。

（四）增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行政绩效，避免权力不当使用引发社会动荡。危机的成因分析中有一个政府职能理论，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与政府职能设置和履行的缺陷有关。社会冲突的客观原因在于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有关。这一逻辑在实践中很容易将拥有权威配给资源能力的政府置于社会信任体系之外。当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经由媒体等传播平台放大之后，则可能引起信任危机和更多的群体性事件。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职能部门建章立制，而是为人民服务理念下坚定执行制度的行动。即政府行政过程要能够首先保障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秩序。这个基础秩序的确立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1、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确保权威配给社会资源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公正性即资源分配要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效性是指资源配置的过程要能够实现社会利益增长和避免浪费。2、建构政务公开的平台和机制，提供社会监督的渠道。需要形成重大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责任制。政府应能够自觉运用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实现社会监督。3、健全利益调处机制。当前我国正处在矛盾凸显期，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人们利益受损风险增大的环境下，任何显失公义的政策过程和利益分配过程都可能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因此，健全和保障常态发展中人民群众长期得实惠的利益调处机制，对于化解冲突具有重要作用。

（五）提供对称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保障公众权益。这个权益包括公众的知情权、受益权，也包括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的权利。面对危机，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组织与个人作用能够有效发挥的社会。有效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扩散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信息沟通机制。我们通常意义上强调的引导舆论，提供对称信息，本质上要求政府建构一个横向、纵向交互的沟通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政府和社会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和责任共担。而我们述及的信息共享，是指涉及民生和公众安全的信息，政府有责任确保信息来源的权威性，有义务向社会公开信息。与之相应，社会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有效承担相应责任，采取相应措施。在实践的过程中，具备权威配给资源能力的政府，需要把握提供权威信息和维护自身信用的尺度，让社会感知到面临的困境和应该采取的行动，同时避免政府失去对社会有效引导的能力。因为在现代社会，技术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社会对于强大组织的依赖性。这个依赖性是建构在政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提供基础性保障的基础上。

由此，实现对媒体的积极引导，就成为媒介社会党和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工业社会的媒介，本身成为防范危机和扩散危机的重要介质。如果失之引导，则可能直接导致危机的潮涌效应。而引导媒介的过程，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将我们固有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协调能力。这首先需要通过沟通机制明确社会实际的利益需要；其次需要党和政府在尊重社会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具备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能力。第三是要能够保障媒介特别是网络在推进社会民主的过程中，建构社会理性。这其中，特别需要警惕和避免经济主体和其他组织在危机公关中对媒体的控制。[5]

（六）需要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社会行为的边界。我们知道，厘清国家、市场、社会的职责，发挥市场配给资源的功能，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助于在经济危机状态下保有最低限度的发展秩序。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企业要求政府放权，希图通过市场规律来实现利益，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不同主体却并不能独立承担由此形成的利益与道德风险。面对危机，许多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倾向于认为政府有责任为他们遭受的损失负责。更为严峻的是，在我国宏观制度和政策环境保有公义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微观环境却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经济活动中，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不到位，要么过度干预，要么置之不管；一些公务人员与经济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存在权力寻租现象。

工业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在本质上模糊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角色。但是深究经济危机成因的时候，人们发现，很多时候恰恰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对规则的加意破坏造成的。而其间，政府的缺位、错位、失位无疑是导致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市场的四个指头与政府这个粗大的拇指同时失灵时，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正如格林斯潘在谈到这次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的时候，承认政府监管不到位是导致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原因之一。而关于金融家的阴谋论更是凸显社会对市场失范、失德的忧虑。为此，进一步发挥我国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方面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此外，从长远方向看，权力、资本和知识三种资源的合流，有可能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为此，还需要通过完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来避免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以及受损利益群体能够有通畅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谋求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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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詹姆斯·博曼.黄相怀译.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参见[英]伦纳德·霍布豪斯.孔兆政译.社会正义要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页。

[3] [英]J·S·密尔.汪瑄译.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1.

[4] 

                                      《理论动态》第1811期

                                              200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