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秉承小平遗志 着力探索 “中国道路”

蔡霞：秉承小平遗志 着力探索 “中国道路”

作者：蔡霞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来源日期：2011-3-14

    小平同志讲过这句话，要把发展问题提到人类的高度来看。如果我们走出走通这条路，我们对人类是有贡献的。

　　“中国模式”有无之辩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蔡霞：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应该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在这个大背景下看，可以分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如果这样讲，3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的范畴。

　　有学者说“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人家都走过去了，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一点的东西。如果你要说有，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大，底子可能更薄，就是这一点。

　　所以，我国30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在发展中国家的规律在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没有超越出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采用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你讲规律，有没有特殊性?

　　蔡霞：我们是有一些特殊性。

　　首先，有两个“时空交错”。当我们工业文明这段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向信息文明了。这是外部的时空交错。内部的时空交错，就是最发达的地区相当于工业化的后期，乃至于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广东、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但是往中部走的时候，到河南、安徽、山东，你可能看到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是跑到云贵川的非省会城市，你就看到它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然后你再往广西、贵州、云南的大山里走，完全是田园风光，农业文化。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对市场经济介入的范围和强度，比其他国家可能还要再强一些。

　　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100多年、将近200年走过的路子。反过头来呢，人家两百年之内积聚的矛盾，我们30年当中全部遇到了。人家有两百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有时间余地，我们就没有。

　　所以说，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老矛盾交织，各种矛盾交织起来，借助于先进的传播手段传播出来。

    提“中国道路”，更有利于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中国模式”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

　　蔡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在分化，矛盾加剧了，这时候就有呼声要求体制进一步完善，要求深化改革，以适应民众的利益实现和利益满足的需要。

　　“三个代表”的提出，实际已经是看到中国这种变化了，已经看到中国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深化改革。实际上，当一个社会结构变化、利益变化以后，改革者就要去寻找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把有文化的人吸收进来，把有资本、有资源的人吸收进来，然后这个国家才能发展。

　　“中国模式”就是在在这阶段被提出的，主要国际上一些学者首先提出，这反映了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不完全了解，它有一定的肤浅性。

　　“中国模式”的提出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而中国人是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

　　我想可以换一个讲法。正因为我们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这个民族要强盛起来，所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

　　邓小平把发展问题提高到人类的高度

　　中国经济时报：小平同志当初怎么看待“模式”这个概念?

　　蔡霞：其实有一个“脱离开模式”的思维，小平同志最开始搞中国改革的时候就有这个思维了。那个时候讲的是走出“苏联模式”，寻找一条中国自己发展的路。

　　现在把我们自己目前的情况固化成一个模式，我觉得就很危险，中国人的文明进程刚刚走了一小半，中华民族要不要走向现代文明，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这是问题的实质性。因此，能不能换个角度来，不讲“中国模式”，而是讲“中国道路”。

　　人类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工业文明当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比较理想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当时小平同志讲过这句话，要把发展问题提到人类的高度来看。如果我们走出走通这条路，我们对人类是有贡献的。

　　而真正按照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则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本，从这个角度讲，小平有没有这样的价值指向?小平有的，小平讲，下一个世纪要考虑到，发展出来的问题更复杂怎么解决?就是考虑政治上建立一个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真正达到利益共享，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你几次都说到深化改革，说之前都出现了这样的契机，但是后面没有进行下去。那现在改革的决心和改革的动力在哪儿呢?

　　蔡霞：改革的动力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谈的，从2000年初就开始谈了。11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谈论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最初讲改革的动力缺乏，寻找改革的动力，是谁讲的?是吴敬琏老先生先把问题挑明的。我印象太深了。

　　吴敬琏先生说，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讲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革的，现在有些人不想改了。他想维持目前的现状。为什么?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获取利益的空间，但由于权力还没得到有效制约，不受控制的权力和不健全的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不愿意深化改革，水清了，鱼就没了，“浑水”还好“摸鱼”嘛!“浑水摸鱼”的现状是最合适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刚才讲到两个时空交错的问题，时空交错，一方面意味着更大的问题，一方面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契机?比如信息技术，有一个技术的突破，可能会带来一个平台的改变。

　　蔡霞：是契机。从经济层面看，经济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一定是基础性的因素，所有领域都要从经济开始。为什么要这样讲?中国人走向工业文明，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过程。

　　所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把他当做一个抽象概念看，如果把它当做一个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那么你就会看到它活起来了。因为恰恰是人家先走了200年，你后走了200年，人家先走200年中有很多很多问题，因此可以讲后发优势，痛苦可以少一点，人家给你有一个前车之鉴嘛。

　　“中国道路”就是吸收人家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下去，我的想法，它既不同于苏联、东欧，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经历了200多年的资本和劳动的残酷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