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放开社会

左春和：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放开社会

　　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不应该是继续扩大政府权限、强化政府职能，或通过更新政府强制权力手段来挤迫社会的生长空间，而是应该把一定空间的社会发育和社会自治作为管理创新的根本目的。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已经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国家专政模式，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今天，应该正视和尊重目前已经形成的新社会阶层，鼓励其成长和维持生态平衡，以达到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

　　现在的问题是，一提到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其思路马上又回到威权体制下的思维老路，就开始把着眼点放在对社会阶层的高度控制方面。这样一方面背离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初衷和根本目的，另一方面，没有进行真正创新的管理思路和行政模式还会激发新的社会矛盾，随着权力之手的进入破坏社会的基本生态平衡。

　　本来，社会阶层的形成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是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所在，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阶层的形成使人终于摆脱了单位人的政治身份和权利束缚，让一部分权利和自由回到自身。但是，目前一些地方进行的所谓社会管理创新不是充分给予这个阶层信任与鼓励，而是更新或加强一些控制手段，社会阶层不仅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人们的权利还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

　　从当前一些地方推出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来看，大都进入四种误区：

　　一、对社会阶层进行有罪推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人游离了原来被分配的国家单位，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这些人因为经济关系或共同兴趣已经组成了一些经济组织或社会团体。年轻一代中有更多的人拒绝进入将命运捆绑一生的单位，他们根据自己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利益计算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和身份。可以说这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发现和回归，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目前的一种思路认为，这些人群自从脱离了国家体制的单位之后可能会脱离主流政治的领导和掌握，其从事的活动可能会脱离权力视线，在道德合法性和利益取向上有可能背离国家目标。于是认为这样的阶层和组织因为不能及时受到国家的道德驯化和行为规范，可能形成一种犯罪嫌疑地带，或者越壮大越削弱国家权威，因此，必须纳入国家的道德裁判和权力视野之内。

　　二、重新制定单位身份。在社会被释放之前，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国家分配的，每个人与单位之间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经济关系，还有政治关系。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后，个人与谋生组织之间的关系仅仅为单纯的经济关系，其他关系已走向社会或自治。现在一些地方要为这些游离了单位的社会人重新编制“单位”，其典型的作法是把一些经济组织强制或变相强制地编进一些政府控制下的协会或商会，然后通过这些官办协会的政府职能色彩来重新捆绑这些社会人。协会和商会应该是一些社会自发组织，但是由政府推动或安排的这种协会和商会已经成为变相的政府部门，因为这些机构的关键负责人还是由相关政府部门委派。这种面相怪异的社会团体实际上延长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积压了社会的生长空间。

　　三、权力的井田化下沉。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一种表面解散基层政府办事机构而实际让权力下沉的作法造成的问题更为严重。有的地方撤销了街道办事机构，但这些公务人员和权力并未走远，而是下沉、分散在居民社区，在社区中又充当了政府角色，并且拥有一定的政府职能。这样一来，社会的基础组织已经伸进了权力之手，社会基层自治的生态平衡又被打乱，人们可能感到比原来更多的权力干预和生活骚扰。这些权力下沉之后，权力不仅没有削弱和分散，还会在维稳的压力下进行网格化的编织和加强，甚至将权力之手放在了每个居民的门口。由于下沉后的政府权力已经离自己很近，因此会感到权力的干预无处不在。有些民办学校和团体还会派驻党团负责人，并在机构内部重新打造传统的组织网络，民营机构从此失去了自主决定权。

　　四、技术手段的过度使用。一些地方把社会管理创新理解为技术手段的创新，一方面扩大财政预算进行技术建设，高标准加强技术手段，让科技进步充分深入在对社会的监控之中；一方面让一些监控对象为监控手段进行物质支持，交纳耗损费用以维护技术手段的日常运转。具体体现在一些强势部门对一些经营性单位进行网络、电视监控或进行其他手段的技术控制。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手段向每一个公民的监控渗透已经是无处不在，每个人已经生活、工作在摄像头下和电话定位之中。随着“以房管人”、“以车管人”、“以地管人”、“以资管人”的不断深入，每一个社会人会时刻处在被管制之中，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尊严也时刻处在威胁之下。

　　实际上，社会的壮大不仅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的训练和形成还有助于防止激进主义的“黑色革命”和“颜色革命”，因为公民理性和社会理性偏于保守秩序和既有传统。因此，社会的壮大更有利于现有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有利于维护现有的根本制度。这也是一些国家将公众从广场拉到社会之后的成功经验，因为社会阶层的壮大和权力放松会大大减弱公众的政治兴趣，公众兴趣会主要释放在市场经济和由共同兴趣结成的社团之中。这样也会为政治体制改革赢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最有效地减少社会震荡和体制激变。如果在加强控制的社会管理创新中不断挤压社会的生长空间，会为极左和极右提供更多的革命借口，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因为一个偶发细节引发民粹主义狂潮，造成不可控制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后果。

　　由此可见，要避免大的社会灾难和暴力革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点不是重新严格控制社会而是进一步放开社会。

　　一是正视自然秩序。一个社会的诞生本不是政治结构安排的结果，而是有一个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在这种自然秩序中有普世的自然法在起着任何法律都难以替代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因此，自然秩序并不是无序状态。社会阶层正需要的是这种自然秩序，它比国家更有利于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和生命要求，因此也与政治权力有着无所不在的紧张。这种自然秩序是先于任何国家形式的人类财富，已经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经验。

　　二是维护好社会的自然生态。社会阶层是一种自发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中既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组织，它由多种大小不一、层次不同的星团组成，星团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附、吸引、排斥和制衡。这些星团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交换，不同利益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抵制和消解。由于这种生态的自发性特征，往往经不起外在权力的插手，一旦权力过多干预，会引发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所以，对这个生态系统要保持敬畏和维护，不可轻易进行行政干预。

　　三是彻底放开民间社团。在社会阶层中，每个人都有自愿加入某种组织和社团的权利和自由，而社团又是克服极端个人造成一盘散沙的有效手段。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不仅不会冲突国家目标，还会充分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起到个人与国家冲突中的缓冲作用。社团组织在突发事件、救灾、慈善、道德自律和行为规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有效于国家行为，根本上更符合国家利益，因此，社团的成立不应再受到任何限制。

　　四是逐渐扩大居民自治的范围。居民自治一方面减少行政成本，避免权力寻租活动，一方面减少官民矛盾和冲突，居民在自治过程中逐渐培育公民人格，理解并遵守现有秩序。居民自治不仅符合居民利益，往往也符合国家利益，因为秩序和稳定是大多数居民的价值取向。居民自治组织会为自己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抵制动荡活动和政治鼓动，客观上成为现有秩序结构的义务帮手和渐进改革的支持者。

　　现代政治文明要求政府不必处处替公民个人作出安排，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持秩序，因为社会自治的道德愿望和秩序能力不可低估。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会无限膨胀，极易伤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愿意离权力远些。社会阶层的壮大不仅可以使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回归，还能更大程度地使社会稳定繁荣。所以，目前的社会不是需要加强控制和管理，而是需要进一步开放和放开。

　　2011年9月25日星期日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年9月26日 |  作者:左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