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社会主义五百年:走向普遍幸福主义新文

王占阳：社会主义五百年:走向普遍幸福主义新文明

作者：王占阳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1-5-22

  当时的社会主义诉求，一是普遍富裕。所谓富裕就是需要的满足，现在看来就是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二是普遍民主，即在实现普选制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两个最核心的诉求。所以进一步地概括社会主义，便是三个字：“大家好”。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往往非常大，但至少在口头上大家都要追求“大家好”——— 普遍幸福主义

　　◎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具有普遍性、普惠性的而不是少数人所独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等。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往往非常大，但至少在口头上大家都要追求“大家好”——— 普遍幸福主义。西方社会主义概念首先是指社会保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也以保障民生为要义。只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推广和深入发展就足以证明，20世纪以来，世界上不是只有少数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和文明主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幼军曾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1993年，于幼军又推出《社会主义四百年》之二。时隔18年，于幼军独立撰写了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大视野、多层次和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从1919-1965年这40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篇章。

　　鉴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兴起迄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于幼军在推出《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时，将丛书更名为《社会主义五百年》，并对前两卷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补修改，分别命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三卷本一同推出。

　　于幼军围绕社会主义的著书上市，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考。社会主义贯穿了中国对自己的道路探索的整个链条。因为有成有败，其历史遗产也极其复杂。因为经历了，今天其实更有条件认识社会主义。

　　什么是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过历史修正后，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在未来，社会主义还有何种可能性?围绕于幼军的新著以及上述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

　　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就是普遍幸福

　　南方都市报：于幼军静默两年，最近出版了对社会主义的系列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怎么看待他的这个研究课题?

　　王占阳：研究这个课题很有意义。社会主义是世界性大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预见到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更已充分证明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这本书有个假设前提：在中国这样较落后的国家，也可以追求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是成立的。过去我们有个传统观念，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才能有社会主义，而且需要经过革命急剧实现，现在看来，这种观点需要修正。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就应当和可以开始有所推进，因为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公平正义，意味着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平分配。

　　落后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经济发展较低阶段就开始实现可能的公平正义，进行适度的公平分配，使劳动者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市场得到应有的扩大，使社会有序而不是走向混乱和崩溃。

　　瑞典在很穷的时候就开始搞社会主义。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社民党就开始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加以推进。美国19世纪末也有一个进步运动，旨在追求公平正义、公平分配、以及廉洁廉价的国家权力系统，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和法律秩序的完善。虽然这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所以其实质就是美国已在逐步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了，而那时美国的经济水平比我们现在要低。所以我们今天谈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恰逢其时。

　　再拿作为社会主义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它不仅是一种财经制度，而且更是一种政治制度。由于议会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向人民负责，这就使之能够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把尽可能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民生，从而形成和发展了社会保障制度。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主要结果和表现。现在看来，只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推广和深入发展就足以证明，20世纪以来，世界上不是只有少数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和文明主流。西方社会主义概念首先是指社会保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也以保障民生为要义。区别只在于，经验证明，计划经济无法实现达到普遍富裕水平的民生保障，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却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伟大贡献。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专心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理应给予很好的评价，因为这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和政治取向。

　　南方都市报：您对社会主义作系统研究，你心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

　　王占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提出的重要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还要继续研究下去。主义(-ism )是外来词，主义的含义是至上，它是价值选择。在专制与民主之间，选择专制，就是专制主义，选择民主便是民主主义，选择自由便是自由主义。主义无法回避，因为价值选择是无法回避的。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科学，这就把普遍价值从中排除了，社会主义也就变味了。

　　南方都市报：你所说的价值选择，究竟是在追求什么价值?

　　王占阳：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所以首先要搞清楚它所追求的是哪种价值。回到19世纪社会主义诞生时的欧洲，从原点上做番追寻。欧洲19世纪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上贫富差距太大，政治上少数人有权多数人无权，文化上也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比较好的精神生活。

　　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诉求，一是普遍富裕。所谓富裕就是需要的满足，现在看来就是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二是普遍民主，即在实现普选制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两个最核心的诉求。所以进一步地概括社会主义，便是三个字：“大家好”。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往往非常大，但至少在口头上大家都要追求“大家好”——— 普遍幸福主义。

　　从结构社会主义转向功能社会主义

　　南方都市报：普遍幸福是终极价值，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其他的基本价值追求?

　　王占阳：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具有普遍性、普惠性的而不是少数人所独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等。自由，马恩认为当时的自由主义是不完整的，他们主张普遍自由，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讲的民主自始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民主，终身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实现普选制，一人一票，议员支薪。

　　价值社会主义进一步延伸就是功能社会主义。其含义是，是不是社会主义首先看功能。能够带来普遍幸福的制度、组织、结构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反之不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就是功能社会主义范畴的概念与标准。这是一个极具革命性的概念，是高度思想解放的概念，也可以形象地说，不管黑白猫，抓到普遍幸福就是社会主义的好猫。

　　与功能社会主义相反的理论观念是结构社会主义，即先验地认为某种结构是社会主义，这种结构神圣不可侵犯。如过去认为公有化才是社会主义，现在又有些人认为公有制必须占51%，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至于51%的结构能否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就不那么关心了。

　　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公有制若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它也属于社会主义。所以公有化或私有化也并不是界限。结构社会主义要命的地方在于，它是僵化死板的概念，当这种社会主义追求与现实出现矛盾的时候，它就会走向反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提供了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还可以将功能社会主义进一步概括为：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和保障公民的普遍幸福为最高标准。

　　在西欧，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个词汇中，形象最好的其实是社会主义，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欧洲首先意味着社会保障。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20世纪后期与19世纪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实现了普选制和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与法治，进而实现了社会保障和普遍富裕。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一便是民兵，恩格斯多次说过要保障自由就应家家有枪，从中可知恩格斯对自由是多么的渴望。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指出，该党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并同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了民主想不搞社会主义都不行，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肯定会使利益向人民倾斜。

　　市场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

　　南方都市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中，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被修正的过程，我们今天是不是对社会主义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王占阳：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只有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但已原则性地预见到了后人将会大幅度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并肯定其为认识进步。功能社会主义使人们拥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与实践修正机制，促使人们在实践中修正了很多19世纪的社会主义设想。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本能也是从实际出发追求普遍幸福，这也是一种修正机制。这些修正使社会主义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了，因而也就更加科学了。

　　这些修正首先包括从计划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加基于私有产权的社会所有制，包括股份制，基金制、合作制等，实质就是市场条件下的自由人联合体。股份制的主体是公众企业，几百、几万甚至几十万股东参与。里面确实有大股东控股，但这也符合小股东的利益。金融危机反倒暴露了，缺少大股东控股的公众企业有问题：代理人制度很难合理化，代理人异化后很强大，其收入与盈亏无关，因而可为所欲为。所以金融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出问题，而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制度出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间接公有制。虽然微观机制上是私有产权，但经过抽肥补瘦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私有制间接变为了公有制。在现代社会来说，富裕就是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少数比较穷的人通过二次分配也达到了中产阶级的底端。邓小平所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指一部分人先成为老板和贪官，而是指一部分人先达到中产阶级及其以上的生活水平，并且首先是指一部分人先中产阶级化。他多次讲到的“沿海几亿人先富起来”，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富裕，这也是经济现代化的最终标准。很多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平均占有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分配也不能搞平均主义，但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另一种平等，这就是消费平等。普遍中产阶级化就是基本现代消费的平等化。美国收入差距比较大，但消费差距比较小。最具实质意义的经济平等就是消费平等。我们需要宣扬一种理念，只要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的基本消费水平就是富人，不要以为只有比尔·盖茨才是富人。钱多了无法消费，基本等于零。

　　仔细考察马恩关于未来政治制度的主张，可以发现他们的核心主张有五条。一是实行普选制，形成社会主义议会。马恩对此非常执着。其中包括议员专职化的主张，他们认为英国资产阶级拒绝给议员开工资，致使工人无法进入议会。1844年恩格斯首次使用“人民代表大会”一词，指的就是基于普选的议会。二是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三是实行法治。四是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并提出不是国家教育人民，而是人民教育官员。五是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只享有相当于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即巴黎公社时的技工水平。这些基本思路完全适合于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马恩之后，人类的政治学理论又有了长足发展，所以邓小平1979年提出要引进西方政治学、“急起直追”后，大量关于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律的理论已经引进了，现在应该从中汲取养分，用于实践。

　　走向普遍幸福主义新文明

　　南方都市报：前段时间，学界热议中国模式，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未来中国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做出哪些贡献?

　　王占阳：其实，传统的普遍幸福主义文明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把幸福过多地理解为了财富的不断增长和消费，因而也就把普遍幸福过多地理解为了普遍富裕，并把普遍富裕理解为了满足消费主义奢求的普遍富裕。在实践中，这种普遍富裕的集中表现，就是大量人口的过度消费。其实真正探索中国模式，主要应是探索适度消费的现代化模式，实现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这也将是对于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亲口说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准确的提法。这个提法有深刻的含义。一是“建设”。“建设”的前提就是现在还没有建成，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在建工程”，而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所以他又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够格”。

　　二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提法的前提是“有世界一般”，而且是“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前提下才又强调还应是“有中国特色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普遍价值和普遍规律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如果只讲“中国特色”，不讲“世界一般”，那就是已从根本上违背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曾经指出，进入21世纪后，“更要依靠改革和开放”。而现在的“中国模式论”却要把现状基本上固定起来，不再按“三个面向”的方向走下去。所以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反对深入改革开放的。我们无法相信“中国模式论”比邓小平理论更高明，因为它不过就是一堆学术垃圾而已。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谦虚认真地实施邓小平的顶层设计，这对中国的意义将十分重大。

　　总之，中国只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向普遍幸福主义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