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转型与“去殖民”话语建构

　　西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通过大规模殖民化占有四个大陆的剩余实现的现代化，把它“洗白”变成发展主义。需知，这种西化发展主义的背后是殖民化，而当今的后发国家无论怎样师从西方，也没法走向殖民化，大多数走发展主义道路会落入发展陷阱。原殖民地国家至今仍然承担着巨大的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这对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成本无法对外消化，就易陷入危机当中。中国在做战略调整，主要是生态文明与民生新政。我们有可能通过乡村中国的发展来稀释发展过程形成的代价。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话语。

　　实际上，西方核心国家不断发生危机以来，官方提出了很多去殖民主义的话语。比如，“三农问题”怎么翻译？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什么叫“重中之重”？再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先后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在西方人眼中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同理，这些“三农”领域的官方去殖话语在师从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默默无闻。我们做了延续百年乡村建设的话语建设，但这只是我们做的在地化知识生产工作中一个基础的部分。

　　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农业社会的多样性。随着国家政治建构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变成了亚洲大陆上的南北两大不同文明的冲突，那就是北方游牧带和南方农业带的冲突，政治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国家变迁，西方的罗马帝国是商贸立国，是环；东方的秦汉帝国是农业立国，是饼状的，五千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恰恰在于它有庞大的国土面积构成防御纵深而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举国体制是历史存在的体制特性，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西方的国家传承长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冷暖变化直接相关。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局面，乃源于战国时期气候变冷，北方各国都在修长城，最终由秦来完成，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形成两种文明分割，构成游牧和农耕两大不同文明的分界线。

　　第四，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客观经验。

　　再看演化过程。长期以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以农民所从事的多样性农业为基础来推进。民国时期也有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不能来自别处，最初只能来自“三农”。民国就亡于激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个背景下有了乡村建设，一千多个乡建单位做这件事。民国工业化促进工商业资本下乡，加重了剥夺，因此爆发的农民革命战争是造成民国现代化败亡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用集体化的方式可以方便提取农业剩余，尽管提取剩余比重超过30%，却因为内部的平均化，使通过集体化提取剩余的过程显得相对平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纳入全球化，过量提取“三农”剩余，农民负担高达三成以上，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叫什么主义就不发生对抗性冲突，此时我们再度转向乡建。

　　世界农业本来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大农场。被国内主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农场、产业化农业只在新大陆殖民地条件下才找得到，如果坚持中国农业必须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这只能算是殖民化话语的政策表达。第二类是小农场。作为历史上宗主国的欧洲国家都实现不了大农场农业，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战后产业过剩，大量的市民下乡，导致60%的农场是市民农业，因而导致欧洲农业政策比较早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绿色主义在欧洲兴起。今天欧洲的政治如果不和绿色主义结合，很难形成完整的治理。第三类是小农村社经济。我们本属东亚经济体，历史上是靠村社共同体来维持农业的，我们把历史形成的村社共同体打散，将个体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如果农户的贸易就是市场经济，那我们的集市贸易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否是我们眼中的市场经济呢？

　　东亚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中国以外的整个东亚实行的是没有革命的土地均分制，日本、韩国等都是如此。儒家思想中共存、共生、共享的政治理念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今天我们的主流却长期坚持农村去组织化，所谓扶持新的市场主体，做了40年也只是集中了土地的36%，而10亩以下的主体仍然占85%。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没有跟着走，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新大陆的殖民地农业模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5%以下；而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殖民化的制度形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尤其是在农村，小农村社制度将长期存在。

　　希望以上分享能够形成一点反思，去促成我们话语体系的去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