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

　　③在笔者新著（黄宗智，未刊稿a）的论证之外，亦见黄宗智、高原（2015）。

　　④作为旁注，我们这里还要说明，近几十年来特别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对中国研究影响特大的萨依德（Edward Said）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参见Said， 1978； Geertz， 1978），它们一方面也像实质主义理论传统那样，强烈倾向以特殊性和地方性来挑战普适，更以“话语”和“意义网”等概念来质疑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借此来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主流理论，但它们的重点不在经济而在文化和心态，除了指出两大经典理论的不足之外，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的小农经济帮助不大，没有像恰亚诺夫的实质主义理论传统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新时代小农经济的悖论实际。

　　⑤新生代农民工则处于既不想回乡也不能在城市建立体面生活的尴尬困境——他们堪称一个“危难”的群体（precariat）。其未来与农业的关系尚待观察。虽然如此，无疑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乃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国家亟须为其部分人员建立融入有尊严的城市生活的渠道。详细论析见黄宗智（未刊稿b）。

　　⑥如果一定要采用新自由主义话语来表述，我们也可以把问题称作“资源配比的扭曲”，即没有达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预期的）市场机制所应该导致的最佳配置，参见高原，2017）。

　　⑦见笔者新著（黄宗智，未刊稿a）第13章，表13.1；亦见黄宗智（2017）第1章，以及第14章第1节。

　　⑧正因为如此，重庆粮食集团才会在巴西购买了300万亩的耕地来种植大豆。见何清平：《“十一五”国企“托底”重庆发展》，载《重庆日报》2010年12月8日，第A3版。

　　【作者简介】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