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中国未来30年将以社会管理为中心

竹立家：中国未来30年将以社会管理为中心

 2011年02月25日 22:55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舆论普遍认为胡锦涛主席新近发表讲话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的总要求，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八点意见，表明如何完善社会管理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引起高层关注的重要议题。

　　 2月22日，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深入分析解读相关话题。他认为，“以社会管理为中心”，既是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引领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也是未来30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线索和必然要求。

　　 《华夏时报》：您认为当前强调所谓加强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背景？您怎样看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竹立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的“经济蛋糕”确实做大了。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132亿元人民币左右，增加到2009年的6.8万亿左右，预计2010年将突破8万亿，人均预算内收入接近1000美金，政府的可用财政实力大幅度增强，也排在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以上，下降到目前的2500万左右，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考虑到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左右这一“巨大国家”的现实，中国发展的“涟漪效应”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经济政治版图，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更确切地说，是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发展战略，并把这一发展战略从制度上落到了实处，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很大，经济发展取得了亮丽的成绩单，但我们的人均GDP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排在100位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起飞阶段，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我们居民的收入水平还很低，社会就业压力还很大，还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这就是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仍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我们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还有巨大而艰难的改革空间。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不唯GDP不等于不要GDP，经济建设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富民强国的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走向和关键环节的误读和曲解，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至关重要。由各种数据和案例支持的并通过社会公众突出感受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强烈，经验证明，这种情绪蔓延和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并最终使经济建设的努力化为乌有;二是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下降，结果是直接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社会安全感下降、社会团结和凝聚力流失、社会不稳定性加剧，最终也使市场经济变成“腐败经济”，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甚至崩溃。

　　正确解读转型期社会“发展文本”

　　 《华夏时报》：当前社会形势下，您怎样看中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所要选择的路径？推进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是否应特别体现在保障民生上？这方面还需要政府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

　　 竹立家：有鉴于上述问题，正如人们所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理念，这一理念体现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共识”和指导方针。

　　 而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文本”的正确解读，其实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们看到，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被定位于“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增长，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共享性”是指社会公众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成果，建立一个共享性社会。共享性社会的特点是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相对合理，但最近十多年间，我国不但第一次分配的不合理性加剧，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这主要表现为普通劳动者报酬长期偏低，大约只占到GDP的40%左右，而世界其它国家则平均超过GDP的50%；居民收入大约只占GDP的42%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GDP的70%左右。有学者指出，2008年，我国的居民实际收入总额是23万亿元，比官方统计数字多出大约10万亿元左右，而多出的这10万亿元，基本上是变成了社会上少数人的灰色和腐败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二次分配本来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但根据各方面的数字和资料分析，其不合理性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大，特权职务消费和行政事业费占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的比例过大这一弊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有扩大的趋势，而实现社会共享的有效工具如社会保障，占GDP和财政收入比重较低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尽管我们“注重与改善民生”搞了好几年了，但2008年社会保障仅占GDP的2.4%，占财政支出的大约11%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社会保障占到GDP的10%，占到财政支出的50%左右。因此，我们要在未来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增长”，提高劳动者报酬、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二次分配更合理、共享发展成果等，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其次，“公平性”首先是指社会公众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方面机会均等。机会公平是现代文明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原则，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是文明社会的共识，一个运行正常的社会，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的不同，就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地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价值，更不能利用权力和财富垄断“发展机会”，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丧失“发展预期”，变得心灰意冷，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是这样，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就可能导致社会崩溃。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就广为流传着“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这说明机会不公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有“固化”的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我们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增长”的发展和改革目标就很难实现。

　　 最后，“公正性”是指社会公正，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公共权力运行的合法性，目的是实现社会正义。公共政策的扭曲或公共政策没有按照公共精神的原则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权力的运行没有充分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力，频繁出现执法和司法不公正现象，那么，就必然会产生公共权力的信用危机，进而导致“社会失序”或混乱。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国家社会治理经验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要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进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正是最基本的前提。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防止公共权力蜕变为“私人权力”并以组织的名义“干坏事”，对公共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关键，而要达到这一点，实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唯一的基本途径。

　　 《华夏时报》：您认为一个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其衡量标准是什么？

　　 竹立家：我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未来30年中国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基本目标，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现代性”的基本指标。实现社会的“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增长，我们就会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一个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就会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未来30年应以社会管理为中心

　　 《华夏时报》：您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是一种怎样的体制？为了畅通社会利益诉求渠道、构建平等的社会利益协商机制，执政理念、社会管理方式应如何作相应调整？

　　 竹立家：我的看法是，以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未来30年，中国正进入一个“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社会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

　　　 社会管理的基础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其政治和道德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地持续地和良性地运行。资源和价值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公共品，由谁来参与分配，如何分配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具有政治和道德的合理性，才能把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具有“现代性”社会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要资源和价值被一部分人乃至少数人所占有和垄断，或被强势利益集团和利益联盟所瓜分，那么，社会的“发展链”就会断裂，社会就会失序并进而陷入混乱状态。

　　 因此，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的合理性源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而合理的公共政策离不开人民群众民主的“政治参与”，这就是说，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政治文明”对权利配置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不是实现了政治文明，消除了政治腐败，实现了社会和谐，权力配置过程中的公众民主参与是一个基本指标。同样，合理的公共政策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关键取决于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并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形成对公共权力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制度平台。我们要使“社会管理”在新时期取得实效，消除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社会结构性改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社会的管理，其重点应是什么？

　　 竹立家：大家已经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话时强调，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并提出“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另一方面，如果作具体分析，那么，社会管理的关键应是落实到“社会组织”管理中去，是实现社会的“有效分权”。一般来说，分权有“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两种，纵向分权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的权限划分;横向分权是指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限划分。特别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权限划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前现代社会”，政府权力是唯一的社会管理权力，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但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随着社会管理复杂性的增加，社会由“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成为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而社会共同治理的前提是社会组织建设，其实现的基本形式是社会的“有效分权”。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管理必须实现以下几点改革：一是降低门槛，由挂靠和审批制度转为注册和登记制度，政府把社会组织管理的重点放到对其运行的监管上;二是要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大力发展村民、社区等自治性组织，发展自发性、自主性的行业协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发展具有中介性的审计和评估机构等社会组织，发展具有社团性质的社会组织，并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管;三是要有序地转移政府职能，让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通过合同出租或购买，让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治理”。

　　 《华夏时报》：您认为这样的社会管理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怎样的目标？通过加强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我们是否就可以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互动关系、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和谐稳定的形式？

　　 竹立家：我认为，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尊严，社会管理的实现方式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种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使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了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和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是关键。社会管理能力提高的核心环节是“政府自身建设”，而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是防止“特权腐败”，实现“权力约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回应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能够体现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从而在根本上建立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只有这样，公共服务才能在实践层面得到很好的落实。社会管理机制创新说到底是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而创新的基础是社会组织建设和实现“有效分权”，形成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增强社会的自我服务能力，减少权力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和渗透。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重大的“战略转型期”，所谓战略转型，是指涉及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发展目标的转型，也可以说是“发展价值”的转型。转型的关键词是“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目的是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在继续关注如何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未来30年，必须把关注的重点放到如何把“蛋糕切好”上来。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针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去年底曾公开表示，追求善治被视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公共管理活动中治理的成分增多，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由此看来您所提出的“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观点，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管理”将居于今后社会改革核心地位？

　　 竹立家：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我们不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而并不是说“经济建设”也过时了。我们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键是建立推进“经济建设”的市场体制，只要我们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良性运行就会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发展成果，经济建设就会通过不断的市场制度完善自主实现。这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已经从“体制性改革”转变为“技术性改革”，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政府不再具体干预市场过程，由过去的具体参与经济发展，转为对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改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阶段性“战略目标”已经完成，“经济建设”步入自主发展轨道，体制改革的重点将是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居于核心地位。但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仍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不能变。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我们应对的主要战略方针是“发展是硬道理”，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30多年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新世纪(23.48,0.68,2.98%)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步产生了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社会不公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伟大战略方针。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观”，“民主是硬道理”是落实全面发展和解决转型期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根本方针。“包容性增长”也好，“社会管理”也好，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发挥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问题，是一个保证人民通过民主权利参与发展和公平的共享发展的问题。